立功，自古以来就与立德、立言一起，被看成是人生的“三立”。大凡正常的人都是希望立功的。
　　可在历史和现实中，有些人能事随所愿，不仅劳苦功高，而且功勋显赫，让世人不时地想起和念及;有些人则是不好不坏，平平淡淡，其音容笑貌往往随着生命的消失而消失;有些人则正好走向初始愿望的反面，不仅未有立功，相反却造下了罪孽，为世人所诟病。
　　三种不同的结果，决定于在立功实践中的不同表现。有些人愿意身体力行，并久久为功，于是乎玉汝于成;有些人经常立志却不立常志，于是乎“东一榔头，西一斧头”，没有弄出一样值得可歌可颂的事情;有些人却想一套做一套，知行不一，只可能导致失败的人生。
　　由此，便自然让人想到了“功”与“躬”的关系。
　　从字面上看，“功”与“躬”似乎只是同音，意义上并没有什么关联。“功”，除了有时表达功夫、功率之外，主要是指劳绩、成绩或成就、成效，是一种让他人和社会有所感觉的进展、进步或好处，是一种受人称颂与赞扬的劳作成果。“躬”，本指人的身体，但常常“躬”“行”并用，现常引伸为身体力行或亲身实践，是一种亲力亲为和努力的行动，是一种真心的投入与付出。
　　但从“功”的取得和实现规律看，“躬”的行动却是“功”的获取的基础与前提，“功”的铸就则是“躬”的行为的浇灌与打造。
　　从“功”与“躬”的关系可以看出，影响“功”获取的因素有很多，但自身的投入和躬行却是必不可少的条件，没有这一条，其它的条件再充分，立功的愿望只会是镜中的月亮和水中的花朵。
　　纵观历史，那些创立功勋迄今被人们传颂的人物都是伟大的躬行者。神农尝百草，才发明了谷物种植和药物采用。大禹三过家门而不入，躬亲劳苦，手执工具，与下民一起栉风沐雨，同水患搏斗，才治好了“浩浩怀山襄陵”的大洪水。秦始皇征服了六国，才建立了封建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国家，实现了“车同轨，书同文”，并统一了度量衡，确立了郡县制。李冰父子坐镇指挥都江堰，才建成了伟大的水利工程，使成都平原变成了“天府之国”。蔡伦是一次又一次对各种材料进行比较和试验，才发明了“造纸术”。郑和是亲率船队远征，才实现“三宝太监下西洋”。李时珍用尽毕生精力，广收博采，才著就了药学巨著《本草纲目》。如此等等的为人类做出贡献的历史人物虽已远离我们有成百数千年，但他们的名字却随着他们的功绩永远地活在后人的心中。
　　当今时代，那些为社会发展和文明进步做出巨大贡献的各种家们更能使人切实地感到，他们为人类所立的大功不是只有理想而没有行动，而是始终围绕着心中的目标坚持做、做坚持，反复做、做反复，攻破一个又一个难关，战胜一个又一个困难，是化败为赢，是积小胜为大胜，积量变为质变，积小功为大功的。他们无一不是美好理想的躬行者。
　　有人可能会说，为人类立下大功的人毕竟是少数，我没有什么特别的天赋，所从事的也是普普通通的平凡工作，也没想立什么大功，立功兴许只是一种奢望，难道也需要“躬”的表现吗?
　　其实，历史和现实都已反复证明，只要拥有正常的思维和意识，任何人任何工作任何岗位都可以为人类而立功，只是立功的层级有大小之分和轻重之别。但立功从来就没有等、靠、要来的，它等于1%的天赋加99%的汗水，是立功的愿望连上辛勤的付出。
　　在平凡的岗位上，做好职责范围内让现人看得见、摸得着、得实惠的各种实事，就是立功;干好为后人作铺垫、打基础、利长远的各种好事，也是立功。只要将“功”与“躬”结合在一起，任何人都可以为这个世界创下宝贵的物质财富或精神财富，抑或是两者的兼备。
　　人生在世，应该要有为人类立功的良好愿望，并养就“功成不必在我”的精神境界和“功成必定有我”的历史担当。这样的人生才是有意义的人生。关键是有了美好愿望，就要有切实的行动，要像蚂蚁啃骨头那样一点一点地啃，像愚公移山那样一锄一锄地挖，为立功的良好愿望不断地躬亲、躬行和躬耕。
　　路是脚踏出来的，历史是人写出来的。人的每一步行动其实都在书写着自己的历史。要想拥有立功的闪耀历史，就不可缺乏躬行的生动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