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常的人都是希望自己有所立的，只是立的层次不一、内容有别。
　　大凡芸芸众生的愿望是内有家室外有稳定的收入，不仅能够养家糊口，而且希望日子越过越好;有更高追求的人不只满足于成家立业，而且希望自己立经验、立本领、立信心、立口碑，于所在群体中享有威望、受到尊敬，获取精神上的享受;而那些有宏大志向的人则是在前两者的基础上追求立德、立功、立言的人生“三不朽”，希望树立高尚的道德，为国为民建立功绩，拥有真知灼见的言论，希望为世人留下伟大的精神财富和珍贵的物质遗产，希望英名永存。
　　人的禀赋有好有差，人的能力有大有小，不可能人人都追求高标准，个个都当孔夫子、王阳明、曾国藩、毛泽东式人物，只要立的目标切合实际，并且无害于他人与社会，都应该得到肯定和赞许。问题的关键，我们应该去靠什么而立?造就一些谋生和谋业的本领、技能当然重要，但是要“立”得心安理得、“立”得让人心悦诚服，则不能丢弃做人的“礼”。
　　《论语》曰：“不学礼，无以立。” 荀子说：“人无礼则不生，事无礼则不成，国家无礼则不宁。”管子曰：“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这些先人哲语便道破了“礼”与“立”的辩证关系。为了维护统治阶级的需要，先人们所倡导的“礼”多指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和仁、义、礼、智、信的“三纲五常”，强调的是上下有别，尊卑有序和妇道的“三从四德”，礼的内涵拥有一定的局限性和封建性。但不管怎样，礼的作用却是毋庸置疑的，人有礼则人立，事有礼则事立，国有礼则国立。
　　随着时代的发展，“礼”的内涵也在不断地丰富，除表示庆贺、友好或敬意所赠之物以及表示尊敬的态度和动作外，更多是指符合社会整体利益的行为准则。发展到今天，通俗地理解，“礼”并不是繁文缛节，而是以文明礼貌、助人为乐、爱护公物、保护环境、遵纪守法为内涵的社会公德，是爱岗敬业、诚实守信、公道正派、服务群众、奉献社会为内容的职业道德，是尊老爱幼、男女平等、夫妻和睦、勤俭持家、邻里团结等为要求的家庭美德，是大家应该共同遵守的社会责任和应该履行的角色义务。
　　在现实社会中，有些人成天想着“立”，甚至还想着流芳百世的“大立”，但在实际的行动中却无视“礼”与“立”的关系，一切都是以自我为中心，把良心道德抛在脑后，将行业规矩视为儿戏，只讲索取不讲奉献，只讲出名不讲勤奋，只讲享受不讲付出，只讲权力不讲责任，只讲权益不讲义务，做事无底线，什么都敢干，其结果“立”的愿望终只是愿望而已，即便有所“立”也会成为过眼烟云。那些贪官污吏，那些欺世盗名之士，那些制假贩假之人，那些坑蒙拐骗之徒，就是这种只想“立”不讲“礼”的角色。这些人的结局，不仅无所“立”，还会要么受到社会的谴责和唾骂，要么受到法律的制裁成为人民的罪人。
　　尚“礼”之人，都会按照社会约定俗成的规矩和秩序来行事，即便天资平平、能力水平一般，都会得到社会的理解、配合与支持，不管大与小都会有所“立”。三国时的刘备，《水浒传》中的宋江，似乎没有什么过人之处，可他们都是领袖人物，拥有广大忠诚不二、勇于献身的拥戴者，在当时打下了一方天地，干出了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靠的就是礼贤下士，靠的就是仁和义。当代的雷锋、郭明义等虽在平凡的岗位，却广为社会所传颂，也是因为他们是崇“礼”的楷模。
　　领导干部的“礼”要求则更高，除了不越道德“底线”、不跨纪律“红线”、不碰法律“高压线”外，还要“严以修身、严以用权、严以律己”，做到“谋事要实、创业要实、做人要实”。孔繁森、杨善洲等领导干部之所以在人民群众中树起了高大形象，并被人们所记取，也是因为他们忠实履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大礼”。
　　看来，要想“立”必守“礼”，乃是自古以来的常理。谁违背了这一常理，谁就不可能有所“立”，更不可能拥有为人称颂的“大立”，相反，还有可能丢失已有的身家性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