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绵起伏的竹山一眼望不到边，风从繁茂的竹林间吹来影影绰绰的歌声。唱歌的人，是正在挖冬笋的杨来香。因为说得一口地道“峒话”，60岁的邵阳市新宁县麻林瑶族乡上林村村民杨来香被选为中国语言资源保护工程濒危方言调查——新宁峒话调查点的老年女性发音人。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教授、方言学家胡萍是此项调查的负责人。为此，她先后多次前往麻林调研。胡萍说，麻林的峒话与峒话所承载的竹文化非常迷人，但目前的传承情况却不容乐观。
八峒瑶山，“毛嘚嘚”丰美味道
杨来香在竹山时唱的，是当地流传的《八峒歌》。新宁自古有“八峒”之说，这首《八峒歌》则嵌合了新宁所有“八峒”的名字。为此，当地人也管麻林乡叫“麻林峒”。
更多的时候，杨来香唱的是生活日常，如说话一样直白朴实，“看见对门山水有柴砍，我也想去收，又怕别人抢柴刀”。
以前挖冬笋，麻利勤快的杨来香更多的是卖钱补贴家用。冬天农闲，麻林漫山遍野的竹子，运气好的时候，杨来香一个上午就能挖十来斤冬笋，卖到县城，一块钱一斤，“攒些油盐钱”。
现在生活变好，杨来香挖冬笋则是为了让孙辈们尝尝鲜。“毛嘚嘚的冬笋最大最好，切成薄片，与腊肉一起炖煮，香气能从灶房一直钻出去好远。”峒话“毛嘚嘚”，即为“毛竹竹”，楠竹的意思。挖出来的冬笋裹着泥土，也耐放，杨来香准备带一些给远在广东的女儿女婿，“他们也好久没有回来，没有吃到家乡的东西啦”!
方言之上，老手艺历久弥香
除了记录和保存方言本身，胡萍也非常关注承载于方言土壤之上的地方文化——比如60岁的新宁峒话老年男性发音人陈菊一家祖传的造纸技法。“八峒瑶山的古法造纸是继承于蔡伦的造纸术，清初时由邵阳市隆回县滩头镇引进而来。麻林乡原来叫‘麻丝’，就是因为这里盛产嫩楠竹做出来的竹麻丝(造纸原料)而得名，后来大家觉得‘麻丝’不雅，改名叫‘麻林’。”胡萍说。
每年春天谷雨时节，陈菊会到山中砍伐当年生的嫩竹，竹子用刀劈破，捆好放进池中，用石灰浸泡一两个月，变软后用水冲洗干净，再用脚踩成纸浆，最后用竹帘子一抄，被竹帘子兜住的纸浆就成了一张纸。
“一张纸，手工打造的成品要经过15个环节72道工序，耗时近半年才能完成。”陈菊告诉今日女报/凤网记者，1980年代是当地造纸的鼎盛时期，当时的麻林乡年产纸品几十万担，远销河南、河北、浙江等地。这些纸张一部分被文人墨客用于书画，还有一部分用于宗教、祭祀仪式中的焚烧。后来，机械造纸厂的出现，导致了传统古法造纸的衰落。而如今，在整个八峒瑶山地区，坚持使用古法造纸的只有陈菊一家。
这也许是陈菊为什么能担任老年男性发音人的原因之一。语言调查和研究工作是“口耳之学”，老年男性发音人的口音，关系到整个音系的准确定位。对于祖传手艺和峒话母语同样坚守的陈菊，无疑是合适的人选。
表姨亲授，“青女”乡音话乡愁
今年32岁的雷美玉说，她被选为青年女性发音人“纯属缘分”。杨来香是雷美玉的表姨，雷美玉唱的山歌，就是跟这位表姨学的。
胡萍在遴选发音人时，初中文化的雷美玉因为说得一口流利的峒话而被选上。在录制“自我讲述”环节时，雷美玉用峒话讲述起她的生活。“我记得是10岁的时候，四五月份插秧的季节，奶奶天没亮就带我一起到水田里拔秧苗，打赤脚下田，拔了有八九担，天还没亮，回去又睡了一觉……我们这里田离家里很远，插秧、收稻谷什么的要走五六公里，中午的饭都是在山上吃的，筷子就是山上的柴杆做的。”
但生活里也有美好的记忆。“我们这有个地方叫‘界富山’，山上有国家级保护植物银杉，很珍贵。春天，野菜、蕨子漫山遍野;夏天，山上有‘神仙豆腐’，我们也叫‘鸭屎叶豆腐’，是一种可以做成豆腐填肚子的叶子。秋天在我们这里分‘上秋’和‘下秋’，上秋山里有‘狗丸子’，下秋有牛奶子、羊奶子，还有野核桃、野梨子。老百姓在秋天丰收金灿灿的稻谷，禾穗都压得弯弯的……”
雷美玉很感激胡萍和她的团队能把当地的语言记载并保留下来，“我也很荣幸我能成为发音人，我要把这项工作做好”。
竹山竹韵，“老调调”盼新传承
在胡萍看来，麻林最能集中反映地域文化特色的莫过于峒话所承载的竹文化。过去的麻林人不光用竹子造纸、打造乐器和一应生活器具，还用竹根雕刻傩面具，甚至他们祭祀的重要神灵里，还有一位“竹王”。
但这一切，如今都已渐行渐远，也包括承载着竹文化的峒话方言。胡萍说，在2010年时，她对峒话的代际传承作了专项问卷调查，结果显示：上林村被调查的 49 名青少年儿童中，15 人会说峒话，约占 30%。而2017年，麻林乡中学的郑远江老师对一个 50 余人的班级做调查时，发现说峒话的孩子只有两三个了。
胡萍告诉记者，对于峒话的处境，当地政府、学校和乡土文化爱好者都有清醒的认识，“他们也在采取各种办法加以挽救”。
“八峒瑶山民俗历史文化研学会”出版了一份名为《八峒风情》的报纸，每季度一期，内容涉及八峒瑶语、民俗风情、胜迹传说、古今人事等内容。乡里的学校也编撰了校本教材，纳入了峒话、峒话范文、峒话拼音方案等内容。
虽然麻林乡党委早在6年前就提出“峒话进课堂”，但至今没有落实。现行教育体制下如何解决师资、课时、经费等问题，成了峒话教学的瓶颈。麻林乡隔壁的黄金乡中心学校尝试过将峒话纳入到课堂教学中，“但一年下来，效果并不理想，学生还是不大会说”。
但胡萍依然鼓励他们坚持与尝试。在她看来，抢救濒危方言和地域文化是一场与时间赛跑的比赛，“也许我们注定是输者，但明知不可为而为之，是一种责任。只要地下有竹鞭，来年竹子就会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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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野发音人的湖湘大情怀
在采访江华、泸溪、新宁三个方言调查点负责人的过程中，几名教授无一例外地对当地的方言发音人表示了赞叹，并认为发音人是她们研究著作的“第一作者”。
“我们的发音人一般都是上了年纪的，但他们总是克服各种困难，不辞辛劳，积极与我配合，有的还执意不肯收取报酬，他们的质朴和善良常常令我感动。”在陈晖看来，尽管田野调查工作充满艰辛，但也是令人愉悦的，因为每一次的调查都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不仅包括对语言现象的真切感知和理解，也包括对风土人情的领略和对人生道理的感悟。
胡萍也表示，发音人对她们的研究工作甚至生活起居都非常关心,“发音人虽然生活条件清苦，但淳朴厚道、觉悟高，他们把记录和传承方言当作自己的责任，总是积极主动配合学者们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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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方言能干啥”
这是胡萍以及诸多和她一样的语言学家们，常常被人问到的一个问题。
而遇到这样的问题，胡萍只能苦笑：“那照这么说，文学有什么用?哲学又有什么用呢?”
研究了半个世纪方言的湖南师范大学教授鲍厚星是胡萍的老师。在他看来，保留一种语言就保留了一种人类看待世界的方式，一种精致的文化观念体系，“开展语言调查研究，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战略价值”。
鲍厚星曾在1980年代为公安部门作语言识别工作培训，“从国际音标开始教，让公安民警掌握方言调查的方法，然后利用方言口音来寻找破案线索”。
“要不要教孩子学方言”
在城市或乡村调研时，胡萍经常看到，很多年轻父母因为担心孩子学不好普通话，不光自己不说方言，而且禁止长辈或亲戚在孩子面前说方言。
“其实，人可以熟练掌握多种语言，学习普通话和学习方言是可以并行的。”胡萍说。
来自剑桥大学的研究发现，说两种方言或者一种标准语言、一种方言或者多种语言的人，他们的认知发育特点和普通意义上的“双语”类似。而另一项来自挪威的队列研究则显示，在排除社会经济因素的影响后，说“双方言”的儿童在阅读、数学以及英语的能力测试中成绩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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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言是故乡老屋上的袅袅炊烟，是村口那条蜿蜒流淌的小溪，是母亲的声声呼唤，是烙印在血液里那个叫做“乡愁”的东西。如今，当“保护方言”的声音响起，有些人又多了“到底是普通话好还是方言好”的疑惑。
其实，我们无需因为推广普通话就排斥贬低方言，也无需因为保护方言就不把普通话的推广摆在突出位置——最好的状态是在该说普通话的环境说普通话，在可说方言的地方自由讲方言。正如湖南师范大学文学院方言学博士生导师、出版了多部方言研究著作的罗昕如教授所言，推广普通话，并不是要消灭方言，这是语言多样性的表现，是可以共存的。失去一种方言，就失去了语言多样性，失去了其文化价值。
语言是交际的工具，学好普通话，让沟通更顺畅;保留乡音，让记忆能够安放，也让乡愁有所皈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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