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言,带着熟悉的味道,氤氲在我们小时候吃过的腊肉、玩过的游戏、唱过的歌谣、听过的故事里;它是我们在衣食住行走向趋同的时代中能够找寻差异、获得归属感的所在——但是,因为普通话的普及、快速的城镇化和频繁的人口流动等原因,即便是在“十里不同音”、汉语方言种类繁多的湖南,方言消失的速度仍是可见的。
如果方言不再,乡音无处寄托,那乡愁又该归于何处?
为此,教育部、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于2015年5月启动了“中国语言资源保护工程”(以下简称“语保工程”),计划利用5年时间,以县域为单位,调查、保存并展示全国各地的方言。同年12月,语保工程湖南工程项目在长沙启动,在这个项目中,湖南有多达99个方言点(80个为国家立项,19个为湖南自主立项),其中有不少方言都是“濒危”的。语保工程湖南首席专家、湖南师范大学教授鲍厚星在其主编的《濒危汉语方言研究丛书湖南卷》中如此定义“濒危方言”:严重濒临灭绝的,很快就要消亡的。
在鲍厚星以及多名湖南语保工程专家的推荐下,我们于年前走访了三个方言调查点,并通过此前专家层层遴选出的“方言发音人”,来聆听江华梧州话、泸溪乡话、新宁侗话里的乡土韵味——这些来自乡野的发音人,用自己的努力与质朴保留着行将消失的方言本味;而你,还会说你的家乡话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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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了一辈子语文的江华涛圩镇中心小学教师潘添秀没有想到,临近退休的他,居然参加了一场特别的“语文测试”。
“潘老师,眼睛看着镜头。”早在2017年8月的一个炎热下午,永州市江华瑶族自治县的一家酒店内,潘添秀正对着摄像机,用当地方言——梧州话讲述着他从小就耳熟能详的谚语,镜头背后,是中南大学教授李星辉和她的研究团队。这场“测试”,实为梧州话发音人在进行方言采集工作,这也是语保工程的调查内容之一。
作为湘南土话之一的梧州话,在湖南,其主要在湘桂粤三省区之交的江华县的一些乡镇使用。作为语保工程江华调查点负责人,李星辉和她的团队通过对调查点方言进行纸笔记录、录音、摄像等方式,将采录的数据以数字化方式存入国家和湖南省语言文化资源库永久保存;除了方言本身,她们还要记录下以方言作为载体的口传文化——比如以梧州方言演唱的“蝴蝶歌”。
乡音代言人
“种田不挑粪,谷熟田头呻。”这是梧州方言里的谚语,意思是种田如果不施肥,到了收割的时候,就会没有收成,只能在田间地头叹息。1月12日,望着村里大片抛荒的田地,潘添秀无奈地对今日女报/凤网记者说。
这样饱含朴素乡土哲学与生活智慧的方言谚语,59岁的潘添秀能说出很多——这也是他能作为老年男性发音人,并在方言调查中担任起重要角色的原因之一。
根据语保工程的规定,每个调查点需要选出4名方言发音人,其中包括老年男性、老年女性、青年男性和青年女性各一名。
发音人并非谁都可以担任。按照语保工程的要求,发音人的父母、配偶必须是当地人,而且要土生土长,没在外地长期居住,要能说地道的当地方言。而且,老年发音人的学历还不能太高,学历高了,发音方式、语法方式就会有改变。“一般不宜选择大专和更高文化程度的。”李星辉说。
经过当地教育部门的推荐和学者们的遴选,自小在涛圩镇洪泥塘村长大,又一直生活在涛圩本地的潘添秀和他60岁的老伴莫欢玉,成为老年男性发音人和老年女性发音人。在新寨长大的陈祖雄和在罗家寨长大的程松姣分别成为“青男”和“青女”。
作为“老男”,潘添秀在整个方言调查中“要说的话最多”。最重要的整个方言的音系(声韵调系统)是依据潘添秀的口音而定,他需要用方言在镜头前讲述调查点和发音人的情况、调查人以及调查的情况,还需要用方言讲述1000个字、1200个词、50条语法例句、20分钟的个人讲述和多人对话等多项内容。
“在方言发音人中,我们最重视老年男性,因为他们语言较地道,受其他语言干扰小,他们的发音也将直接影响到采集的质量。”李星辉说。
作为老一辈涛圩人,潘添秀和老伴莫欢玉会管集市叫“闹子”,管蜻蜓叫“麻咩”,后天叫“后日晡”,而30岁的陈祖雄和28岁的程松姣,已经不会用这样古老的词汇。“把东西丢出去”的“丢”,潘添秀会按照梧州方言念作“掼”,“手举起来”的“举”,潘添秀说“挺”,衣裙的“裙”,莫欢玉念“棍”,但在“青男”和“青女”那里,这些字都已经变成了普通话或官话的语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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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情歌者
方言就像土壤,当土壤失去养分,慢慢枯萎老去的,还有曾经绚烂的口传文化。
梧州歌就是这样。
这是一种用梧州方言演唱的山歌,七字为句,以诗的形式表述歌者的所思所想,曾经流行在江华的岭西一带,甚至还有广西等使用梧州方言的地区。年轻人常以梧州歌为媒,寻找自己的另一半。
莫欢玉就是唱梧州歌的一把好手。年轻时的她经常和村里的姐妹们一道,走很远的山路,去别村找人对歌。江华历来就有唱山歌的习俗,每逢赶圩(赶集)日,在集市旁、河边、山林里,都会有三五成群的瑶胞进行男女山歌对唱,“吃了早饭就动身,走一二十里路去唱歌,那时也不知道饿和累,晚上断黑了才回家,被父母一顿骂”。
梧州歌有两种基本的歌腔:“蝴蝶歌”和“嘞嘞咳”。“蝴蝶歌”歌腔中会大量使用衬词“蝴蝶”,“嘞嘞咳”则因为歌腔中的每句正词后会固定加入“嘞嘞咳”的衬词而得名。歌者选择一种歌腔后,根据唱歌时的场合、心情加进衬词自由创造,但必须合辙押韵——押梧州话的韵。
“你想唱歌就唱歌(嘞嘞咳),你想撑船就下河(嘞嘞咳)。撑船不怕河水大(嘞嘞咳),唱歌不怕众人多(嘞嘞咳)。”潘添秀的家乡洪泥塘村更是产瑶歌的乡村,他从小受到父辈的熏陶,十多岁时,他的“歌情”(指唱歌的技能和才华)就已练就,信手拈来,说唱就唱。
“天上鸟崽我也打(嘞嘞咳),地下情郎我也撩(嘞嘞咳)。你是真龙就上水(嘞嘞咳),你是画眉就上桥(嘞嘞咳)。”莫欢玉也不扭扭捏捏,张嘴就回。
潘添秀和莫欢玉正是通过唱歌结下缘分,成为夫妻的。如今,花甲之年的两人仍然喜欢唱梧州歌,潘添秀还经常帮莫欢玉编歌写歌,好让她在即兴对歌时“不被人比下去”。因为歌唱得好,会唱的歌多,在方言调查中,莫欢玉还承担了另外一项重要工作——作为口头文化发音人,录下十几首梧州歌谣。
“青女”程松姣也会唱一些梧州歌,这源于她自己的兴趣和作为一名教师的文化使命感。
方言和歌谣的调查录制过程,让李星辉感到忧心。从寻找“青男”和“青女”的不易,到录制梧州歌时来的基本上都是中老年人,这让李星辉觉得,方言和以方言为载体的文化正在萎缩,就像莫欢玉老家村子里那些已经无人居住的老房子,正慢慢坍塌。虽然有着典型的湘南民居风格,但打工回来的年轻人不喜欢这些老房子,他们会在更靠近公路的地方盖起新的房子,水泥平顶、瓷砖墙面、罗马立柱,“打工经济让农村变得萧条,年轻人的语言环境和乡土文化环境都消失了”。
村头的赛歌台
1月13日,莫欢玉和程松姣穿上盛装,环佩叮当地出了门,今天苍梧村举行宗祠落成典礼,她们要去村里唱歌助兴。成为方言发音人之后,莫欢玉和程松姣经常找一些如喜事、歌圩这样的机会去唱梧州歌,“省里的教授都觉得这个歌宝贵,那我们自己更应该唱”。
苍梧村离涛圩镇不远,这次,村里的六个大姓合建了一座宗祠,除了唱大戏、歌舞表演、篮球赛、舞狮舞龙等庆祝活动,搭起赛歌台唱梧州歌也是庆典的重要内容之一。
进村的小道上,汽车、摩托车停了一路,整个村子俨然变成了一个大集市,到处都是熙熙攘攘的人流,不少村里的年轻人在指挥交通、维护秩序。潘添秀告诉今日女报/凤网记者,只有修建宗祠这样的大事,才能让在外打工的年轻人全都回来。
三人合抱的大树底下,村口临时搭起了10平米见方的歌台,台下围拢着几百号人。村党支部书记吴昌广告诉记者,过来报名唱歌的有一百多支队伍,不光有江华县内各个乡镇村寨的歌手,连广西的连南瑶族自治县、富川瑶族自治县都有很多人赶了过来唱歌。
歌手们所唱歌曲的内容,大多是祝贺的吉祥话。底下的几百号听众,绝大多数是上了年纪的女性,事实上,她们很多也是歌手。因为有“方言发音人”的身份,村里张罗赛歌台的主持人特意让莫欢玉和程松姣不用跟其他队伍一样排队,优先上台唱歌。
两人起腔,唱的是“蝴蝶歌”,这是梧州歌中最富有标志性的歌腔。年轻的程松姣负责“抛高”,年长的莫欢玉负责“旋下”,没有音乐伴奏,也没有华丽的唱腔,两人的歌声如蝴蝶般相互嬉闹,徐徐道来,一唱三叹,就像两个操着梧州方言的乡民,在讲述每天每月每年都会有的路遇、客来、婚嫁、赶圩、别离……这片土地上的山水人文和久远的生活。
一曲唱完,按照惯例,村里会给歌者每人一个小红包当成谢礼。作为十里八乡的乡亲们都认识的老师,程松姣不肯要,在莫欢玉的劝说下,她才红着脸收下。
“我的‘歌情’没有莫大姐好。像我这个年纪的人,很多人都不讲梧州话,更不会唱梧州歌,我是跟着老人们学,才会唱一点。”程松姣说,李星辉教授过来调查时曾经告诉她,方言调查能够发现一些历史的印迹,能够从语言学的角度解释一个族群的源流和变迁。但梧州话究竟如何传到江华,又是什么时代从哪个族群传入,学界一直没有定论。
“要是大家都不讲梧州话了,那不更研究不清了?”看着赛歌台上下唱得认真、听得入神,但几乎都是她母亲辈甚至奶奶辈的妇女,程松姣有些茫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