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振兴，是如今颇受关注的话题。欲振兴乡村，必先了解乡村，记录乡村真实状况的文学作品，无疑是人们了解乡村的一种途径。如今，提到乡村文学，有一位女性作家的名字是绕不开的：梁鸿。
　　作为学者、作家，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梁鸿通过长期观察自己故乡的一个小村落以及村庄中在外务工人员的经历，写出了非虚构文学作品《出梁庄记》和《中国在梁庄》。1月29日，今日女报/凤网记者专访梁鸿，与她交流乡村文学尤其是乡村小说发展。当提到“不同时代乡村小说主角性格的变化过程，就是乡村振兴的过程”时，她以《活着》、《平凡的世界》和她自己的长篇小说《梁光正的光》为例来说明。
　　
《梁光正的光》：现代农民的白衬衫
　　2017年年底，梁鸿的首部长篇小说《梁光正的光》出版，这是一部现代乡村小说。对于小说中的梁庄，梁鸿说，梁庄已经不仅仅是一个她虚拟出来的村庄，更是一个自己“熟悉的场域”，她可以随便“加一朵花，加一棵树”，自由地书写。
　　这部小说的主角梁光正，以梁鸿的父亲为原型。“父亲有个最大的特点，就是不认命。”梁鸿说。不认命的体现之一，就是父亲爱穿白衬衫，这件白衬衫，被梁鸿写在了小说里。
　　梁鸿说，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特点，“白衬衫”就是梁光正独特的符号。“一个农民爱穿白衬衫，还要一尘不染地走过村庄，这和许多作品中的农民形象是不一样的。”因此，梁光正这个形象，比《活着》和《平凡的世界》都更进一步，他不再只满足于活着，不再只甘于平凡地活着，他要寻找生命的希望，试图改变现实。他代表的是现代农民，比起过去乡村小说中的主角，他多了很多积极的性格特点，这也是乡村振兴大环境在小人物性格上的体现。
　　分阶段来看，乡村小说变化还是很大的。《活着》是从旧社会到新中国，《平凡的世界》是上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而《梁光正的光》是现代乡村小说。三部小说的名字就是层层递进，从只要活着，要平凡地活着，到有希望地活着。
　　
《平凡的世界》：在曲折中改变人生
　　“《平凡的世界》描述的是一个非常朴素的乡村现实，里面包含当时社会的很多现象，对当时中国广阔的乡村有一个大的书写，展示了普通人在大时代历史进程中所走过的艰难曲折的道路。虽然道路曲折，但青年农民还是想慢慢改变自己的人生。”梁鸿说。
　　纪录片《路遥》的制作人梁建荣如此评价这部小说：“不仅是一个呈现在眼前的小说世界，而且还打开一扇精神世界的大门，人生格局就此改变：空阔、宽容、坚硬、柔软、写实。”
　　《平凡的世界》选段：
　　孙少平的精神思想实际上形成了两个系列：农村的系列和农村以外世界的系列。对于他来说，这是矛盾的，也是统一的。一方面，他摆脱不了农村的影响;另一方面，他又不愿受农村的局限。因而不可避免地表现出既不纯粹是农村的状态，又非纯粹的城市型状态。在他今后一生中，不论是生活在农村，还是生活在城市，他也许将永远会是这样一种混合型的精神气质。
　　毫无疑问，这样的青年已很不甘心在农村度过自己的一生了。即就是外面的世界充满了风险，也愿意出去闯荡一番——这动机也许根本不是为了金钱或荣誉，而纯粹出于青春的激情……
　　
《活着》：忍受苦难
　　梁鸿认为，《活着》也跟整个乡村的现实是有关系的，一个地主变成贫农，体验人世间的疾苦，然而他没有能力，所以就没想过如何改变现实。这一时期的农民就是整个农村的精神状况，福贵从一个有钱地主变成贫农后，他的精神状态也随着改变，大家都忍受着苦难。
　　《活着》选段：
　　这辈子想起来也是很快就过来了，过得平平常常，我爹指望我光耀祖宗，他算是看错人了，我啊，就是这样的命。年轻时靠着祖上留下的钱风光了一阵子，往后就越过越落魄了，这样反倒好，看看我身边的人，龙二和春生，他们也只是风光了一阵子，到头来命都丢了。做人还是平常点好，争这个争那个，争来争去赔了自己的命。像我这样，说起来是越混越没出息，可寿命长，我认识的人一个挨着一个死去，我还活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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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鸿眼中的乡村女性与孩子
　　问：据您观察，如今的乡村女性面临哪些困境?
　　梁鸿：乡村女性的困境应该得到重视。首先，现在很多乡村中青年妇女的丈夫不在家，自己在家带孩子，情感的缺失是非常大的。还有许多老年女性，自己身体不好，还要帮着子女拉扯孩子，十分不易。
　　所以我觉得这些困境包含了家庭是否完整、身心健康程度，也包括亲子关系。如果我们的生活方式和形态有一个大的改变，乡村才有可能有真正的进步。
　　问：您对乡村教育有哪些思考?
　　梁鸿：多年来，我一直关注这个问题，不单单是留守儿童教育，整个乡村教育都需要有大的提升。比如，现在许多地方集中办校，乡村孩子都要到城镇中求学，有时候这种大体量的学校是有问题的，对乡村的孩子会产生非常大的影响。
　　这个问题想要得到缓解，需要教育机制有所改变，比如教育资源进一步向乡村倾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