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芳华》的曲折上映，以及上映7天就狂扫8亿票房的成绩，让《芳华》的编剧及原著作者严歌苓华丽地走到台前。实际上，这不是严歌苓第一次触电，这位高产作家迄今创作了四五十部小说，其中半数被改编成影视作品，如《天浴》《少女小渔》《金陵十三钗》《归来》《小姨多鹤》《芳华》等等，与她合作的也都是张艺谋、陈凯歌、冯小刚、陈冲、张艾嘉等华语片著名导演。
　　人们说：“严歌苓就是票房或者收视率的保证。”这种赞美或许并不令严歌苓满意，她更希望人们能回到纸上世界，享受文字带来的无穷想象和思考，那才是职业作家最大的荣耀。
　　作家钱钟书曾幽默地说：“如果你觉得鸡蛋好吃，为什么一定要认识那只下蛋的母鸡呢?”他让读者关注作品，而不是作家。但这句话有时又是无效的，因为作家与作品密不可分。严歌苓就是这样，她的作品隐藏着很多时代之谜、人性真相，为什么她敢于触及那些敏感区域，在歌舞升平的文学世界里飙出另类的音调，都与她的个人经历有关。
　　严歌苓是上海人，1958年出生，标准的江南美女。她的气质里有种冷艳，这种冷艳从她看人的眼神里透出来，更从她的作品里透出来。《陆犯焉识》算是她最冷的一部小说，也是公认的她的代表作。她以一个孙女的视角冷静地写着祖父“陆焉识”从民国到解放到“文化大革命”，从富家子弟到民国教授到劳改犯，从天才知识分子到泯然众人的人生际遇，于无声处听惊雷，满满40万字的人世沧桑。
　　严歌苓出身于书香世家，祖父严恩春，留美博士，曾在厦门大学任教，是哈代《德伯家的苔丝》的首位中文译者。祖父敏感孤傲，在淞沪会战期间因对时局失望而自杀，《陆犯焉识》中有很多内容源于他的真实经历，也有许多严歌苓听来的故事。为了准确描写当年的劳改农场，严歌苓去了青海一个废弃的劳改农场，找到岗楼、农场礼堂的原型，采访老劳改犯人，最终炼出了一部当代知识分子的命运史诗。
　　这部作品技巧成熟，文字的表现力、情节的严密、思想的悲悯和克制都是中国当代文学史上少有的。后来，大导演张艺谋根据《陆犯焉识》改编成电影《归来》，抓取的只是陆焉识出狱后的情感片段，达到了泪花四溅的效果，却失去了小说史诗般的力量和整体魅力。这是小说与电影永远的尴尬。
　　严歌苓也出版了自传体性质的小说，譬如目前最红的《芳华》。《芳华》的故事发生在“文革”前后的文工团，藏着一段特定时代的记忆。小说里的萧穗子以她为原型，少女时代的严歌苓倔强敏感，看上去温婉恬静，实际上是一团烈火。
　　她12岁当兵，从12岁到25岁都在军营里度过，跳了8年舞，当了5年创作员。在文工团的10余年间，她与战友们朝夕相处，小说中的刘峰、何小曼、林丁丁等人物都是她青春记忆的一部分。15岁那年，严歌苓爱上一个三十多岁的军官。在爱情的疯狂焚烧下，6个月内她给他写了160封情书，但这位军官爱的是另一位女军官，他把情书全部上交了组织。这在当时是严重的作风问题，她因此受到一场接一场的批判，当众蒙羞。
　　不堪回首的“初恋”结束了，严歌苓对人性的复杂和灰暗有了痛心的领悟，她将这些感受揉进《芳华》，反思特殊时代被禁锢的爱情和好人的厄运。她冷冷地说：“人性的复杂与黑暗，你永远都探索不完。”
　　严歌苓的人生在写作中绽放出最饱满的七彩光亮。她言语不多，却时刻张开耳朵，倾听周围的声音。她写军旅、文革、知青、移民、知识分子，其中不乏女性角色。她讴歌的女性都包容、柔软、憨直，就像她的母亲当年爱上她的父亲，主动找上门往书里夹张小字条：我想嫁给你;父亲被打成右派下放后，母亲买来手指长的小鱼，精心熬制鱼干，两个儿女垂涎三尺，母亲毫不客气地说：没有你们的份儿，是给爸爸的。
　　母亲成为严歌苓女性审美的出发点。她说：“不要把自己作为第二性，女人是无限体，只要不被打碎打烂，她一直可以接受。我有一定的女权主义，只是藏得比较深，比较狡猾。”
　　如果用最世俗的语言定义严歌苓，她是最早的“美女作家”，但在“美女”被滥用的时代，以及女人成为“第二性”的现实，的确会埋没很多女性的成就。社会总是习惯以性别来区分人群，这是男权社会的潜意识。严歌苓从不标榜女性身份，她视写作为安身立命的职业，称自己为职业“写稿佬”，一个成功的作家首先要超越性别，其次要落地生根，才能带给所有的人震撼。当你从严歌苓的小说中看到压抑人心的黑暗和最终照亮人心的光明，你无法不佩服，她的深度、高度与锐度，远远跑到了许多著名作家的前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