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陈苗看来，关于陪餐制的好处，远远不止是食品安全与健康这个层面。“初中生处于青春期，有时难免会叛逆，吃饭是观察他们的一个好机会。”陈苗班上有一名学生，父母离异，和爷爷一起生活。因为缺少关爱，他常常会做一些出格的举动，吸引别人的注意。所以他经常不去食堂吃饭，而是买方便面拿到班里吃。因为是陪餐制，陈苗很快知道了这一情况，就主动劝他到食堂吃饭。同时在吃饭时，也会特别留意照顾他，主动给他夹菜。“慢慢地，这个孩子出现了相当明显的改变”。
　　彭胜斌告诉记者：“目前全校共有1150人，其中有1080位学生在学校用餐，连校门口餐馆老板的孩子，中午也不回家吃饭了，这充分说明学生们对实行陪餐制之后的伙食是相当满意的。”不久前，学校举办运动会，许多家长都到学校为孩子加油助威，学校请所有家长吃了一餐饭。饭后，有家长说：“我们自己家做晚餐，能达到这个程度就不错了。”
　　
南洲镇南岸小学——
陪餐制，家一样的感觉
　　株洲县南洲镇南岸小学是实行校长老师陪餐制度比较早的学校之一。当前学校共有324名学生，其中320名学生在学校食堂用餐。这320名学生被分为32桌，高年级同学8人一桌，低年级16人一桌。但因为学校只有26名老师，所以部分老师陪餐时间要管两桌。
　　南洲镇南岸小学是一所乡村小学，但是基础设施很完备，这为陪餐制度的实施提供了条件。据该校校长朱则利介绍，学校是从2014年，在县教育局的建议下开始实施陪餐制的。实施这一制度以来，得到学生和家长的一致好评。
　　“刚开始实施陪餐制时，老师们真是有点不适应。”朱则利说，“有些菜，老师本人也不爱吃，但是为了能让学生们养成不挑食、不厌食的习惯，即使不爱吃，老师们也要不露声色地带头吃。”
　　因为小学生不适宜长期吃辛辣的食物，所以食堂口味都很清淡，这也让很多“无辣不欢”的老师们犯了难，最后他们只能从家里带一些剁辣椒和老干妈悄悄地拌在饭里吃。
　　“为了学生们能吃得健康、吃得有营养，作为老师我们做出一点点牺牲算不了什么，都心甘情愿。何况这样进餐还有更多情感上的交流。”一年级数学老师吴翊宇说，现在农村里留守儿童很多，班里面父母都不在家的就有十几个，陪餐制度让师生一起吃饭，无形中让这些学生有了家的感觉。
　　在餐桌上，吴翊宇会认真观察每一个学生，他们吃的多不多，快不快，哪个同学爱吃什么菜，她都看在眼里，记在心上。在吴翊宇看来，这些细节看起来是小事，但是却反映了学生的身体和心理状态。比如，有的学生平时吃饭生龙活虎，但是某一天饭量突然变小了，吃饭时也不和别人交流，她就会去问一问，是生病了还是遇到了什么事。还有的学生，营养不良，不喜欢吃蔬菜，吴翊宇就装作很爱吃蔬菜的样子，引导他们吃。
　　五年级的刘家琪觉得“大家一起吃，吃的很香。在家里吃饭人少，反而没有在学校吃得多。有时学校的菜，比家里还好吃一些”。当记者问到，和老师一起吃饭，会不会觉得别扭时，刘家琪说，因为老师天天和他们一起吃饭，时间长了，跟家里吃饭一样，老师和他们的感情也因此变得更好。
　　朱则利告诉记者，近几年，随着陪餐制度的施行，来学校用餐的学生越来越多，甚至家就在学校附近的学生，也不回家去吃了。“最明显的一个细节，学校装饭是用大铁盒，以前四五盒就够了，现在要七八盒。”当然，在朱则利看来，“如今让学生吃得好、吃得安全已不再是唯一目标，学校更加注重餐桌礼仪的培养，我们要让陪餐制带给学生的不仅仅是舌尖上的美好体验，还有更多更丰富的精神食粮。”
　　
■声音
株洲县90%以上学校已采取“陪餐制”
　　12月5日，株洲县教育局学校后勤管理办公室负责人杨斌告诉今日女报/凤网记者，从2014年起，为落实学校食堂政府投入政策，确保食堂“非营利”运行，株洲县开始推行校长和教师交费陪餐制，实行“三同两定”政策。
　　“在2014年省教育厅出台《湖南省中小学学生食堂管理试行办法》后，株洲县教育局根据有关要求，初步制定了‘校长和教师缴费陪餐制度’”。杨斌告诉记者，2014年陪餐制刚开始实行，株洲县内就有60-70%的学校落实了陪餐制，而且获得了良好的社会反响。到2017年陪餐制全面铺开后，全县135所学校和幼儿机构已有90%的学校实行了这一陪餐制。
　　不仅如此，目前，株洲县57所农村中小学校均成立了由学生、家长、教师共同参与的膳食委员会。每日三餐各校都会安排教师陪餐，餐后由席长负责收集意见，并投到由膳食委员会设立的食堂意见箱中，学校定期对食堂进行满意度测评。杨斌说，该制度实施以来，株洲县近万名农村中小学生中，有90%以上自愿在校内食堂搭餐。
　　“已经完全实施陪餐制的绝大部分是农村的中小学和幼儿园。”杨斌坦言，剩余10%的学校，绝大多数都是城里的高中和民办学校，因为这些学校学生人数比较多，场地有限，要完全实行陪餐制是有困难的。据杨斌介绍，虽然这些学校不能做到老师和学生一起同桌，但老师和学生还是尽量在一起吃饭。为了解决场地限制，有些学校的学生和老师打了饭以后，只能拿到教室里面一起吃。
　　杨斌告诉记者，在实行陪餐制度之前，大多数学校食堂一般分对外承包和学校自主经营两种。在承包经营体制下，由于承包方难免存在逐利心理，容易在食材的采购、烹制过程中“缺斤短两”，厨房的卫生条件等方面也很难完全做到位。而一些由学校自主经营的食堂，因为大多自负盈亏，而且管理涉及到人员、设施、加工、出售等很多繁杂工作，对校方的监管要求非常高。“为了保证食品安全，现在很多学校采取了一种新的配送制，即多家配送公司参与竞标，最后再择优由中标方统一进行食品采购配送。”杨斌举例称，像株洲县一中食堂就采取的这种配送制，一共有13家公司参与竞标，最后择优选取一家中标。杨斌说，配送制的好处在于能保证食品安全，“即使食品出了问题，有陪餐制度存在，容易发现问题。而一旦发现了问题，我们就可以直接找这家供货公司，方便于我们监管”。

■编后
　　关于校长陪餐制度，株洲县并不是全国唯一，很多地方都先后出台过相关政策。比如广东就要求各个学校自2016年1月1日起，校级领导每月至少陪餐一次，每学期陪餐四次以上。对此，包括《北京青年报》在内的多个媒体都曾做过评论。一致指出，如果单单针对食品安全，那么陪餐制的意义并不大。食品安全不是校长们“陪”出来的，要保证食品安全关键从制度落手，从物资采购、阳光招标、选料、制作、配送、供餐等全流程，通过制度规定严把质量关，用问责机制提高违法成本，才能让孩子们真正吃得放心。
　　更多的评论声音认为，校长、老师陪餐制的意义在于让校长、老师们放下身段，走到学生中去，和学生交流，了解学生的心理状态，聆听学生的呼声，拉近师生距离，让教学更加接地气。这已经不仅仅是一个食品监督的问题，而是形成了一种独有的校园文化。显然，株洲县做到了这一点，无论是陪餐的普及面，还是陪餐的出发点、陪餐的具体做法，都充分营造了一种融洽的师生关系氛围。让陪餐制度变成情感交流、言传身教等方面另一个重要的教育阵营。从这一点上说，我们难道不应该为株洲县的这一做法点赞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