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殊的课堂
　　11月27日上午8时，64岁的唐昱昱来到关爱中心二楼的教室——这位已经退休多年的教师是过来给孩子们上课的。因为附近没有学校愿意接纳这些孩子就读，洪江区疾控中心协调了教育局，然后便找到了唐昱昱。十多年来，她风雨无阻地教授一至四年级的语文和数学课程，甚至推掉了女儿想让她帮忙带外孙的请托。
　　再大些的孩子，会被转送到外地读书。当然，孩子的疾病需要对校方保密。虽然艾滋病儿童享有平等入学权利的规定早已写入相关文件，中国疾控中心性病艾滋病中心主任吴尊友也曾表示，国际上以及国内都没有因为艾滋病儿童入学引发同学感染的病例——但由于公众对艾滋病缺乏足够了解，“谈艾色变”的现象仍然存在。
　　今年15岁的磊磊(化名)就曾遭遇这种情况。从小被遗弃在福利院门口的他，虽然在关爱中心长大，但监护权还在福利院。福利院的工作人员曾帮助磊磊联系学校就读，但在告知了学校方面磊磊的病情之后，学校里马上“炸开了锅”。因为校方的强烈反对，磊磊只得再换学校。
　　郭福宁说，关爱中心长大的另一名孩子芸芸(化名)，与磊磊在同一个城市上学，因为自小一起长大，两人“比亲姐弟还亲”，磊磊经常骑着自行车穿过大半个城市去看姐姐。骑自行车是磊磊的最爱，一是能省下几元钱公交车费，二是为了锻炼身体。郭福宁告诉今日女报/凤网记者，磊磊还有一个爱好是画画，他希望能去一个职业院校学艺术设计，甚至想出国深造。

“看不到姑姑了”
　　磊磊刚被送来关爱中心的时候，身体很差，“瘦得皮包骨，我都担心，这么细的胳膊腿儿，会不会抱断了。”郭福宁说，经过长沙市一医院医生的救治，磊磊才慢慢缓过来。
　　但也有没救过来的。2009年时帆帆(化名)的去世，让郭福宁对那种深深的无力感永生难忘。
　　5岁的帆帆发病后，关爱中心把他送到广州治疗。当时，孩子的食道全部被堵住了，在肚子上切开个口子才能勉强进食。后来，帆帆对照顾他的爸爸说：“爸爸，我们回去吧，再不回去，就看不到姑姑了。”
　　回到关爱中心后，帆帆的头剧烈疼痛，郭福宁几个白天黑夜地陪着帆帆。她们用最大的力气帮帆帆捏骨头缓解疼痛，但依旧无济于事。“我好疼啊!”帆帆痛苦的喊声，整个关爱中心都能听到。稍微缓解一些后，帆帆看到姑姑们没法睡觉，就安慰她们：“我好些了，姑姑你们去睡吧。”
　　一个星期之后，帆帆走了。
　　作为国内首家艾滋病病人“临终关怀”机构，徐京洪和郭福宁已经目睹过许多次死亡。“每次有人病危，我们都会很注意，尽量只让工作人员和家属(如果有的话)在身边，避免其他病人来看望和接触，以免触景生情。但病魔凶险，每次过世一个人，关爱中心里大家的压力都很大。所以，我们必须带头调整，带着大家出去玩，去爬山，吃顿饭，或者是设计一些互动的小活动。如果还有人情绪不好，我们会主动跟他(她)聊天，让他(她)尽快走出来。”徐京洪说。
　　
家人无可取代
　　长年累月的相处，不计回报的关爱，让入住者们把徐京洪和郭福宁他们当成了家人。不仅是孩子，大人同样也依恋他们——但家人的作用和血缘的纽带，并不是轻易能被取代的。
　　郭福宁告诉今日女报/凤网记者，大部分入住者的家属对入住者的态度是“放弃”。由于医疗条件限制，每当有病人需要更深层次的治疗时，医生会建议家属尽早将其转入更好的医院，但大部分的家属要么置之不理，要么即使来了，却连病人的面都不愿见。“如果有了家人的支持，艾滋病人能获得比较好的生活质量，他们的离去更多的是因为家人的放弃。”
　　逢年过节，家人的关爱就更加显得弥足珍贵。住在关爱中心一楼的老张(化名)告诉记者，他在准备与女友结婚前夕查出感染了艾滋病，新买的婚房被哥哥占据，他被扫地出门后，只有体弱多病的老父亲每年都会来陪他过年。
　　老李(化名)和孙姐(化名)在患病之后，原来的配偶都与他们离了婚。在关爱中心待了几年，同病相怜的两个人走到了一块，成为夫妻，相互扶持。
　　让徐京洪欣慰的是，在经过抗病毒治疗和心理干预等一系列治疗后，有几名患者已经重新回到社会，有人外出打工，有人回家务农，甚至还有开货车跑运输的。
　　郭福宁说，她曾经做过一个梦。在梦里，孩子们都健健康康地长大了，去学校上学，“每一个孩子都很开心”。
　　
“民间防艾组织”——中大阳光社工服务中心
公益之爱：艾滋病感染者的“终极三问”
　　在位于长沙市中心的中大阳光社工服务中心不足5平米的咨询室里，怀疑自己感染了艾滋病的王飞(化名)不用再怀疑了。
　　服务中心总干事李承西帮王飞用快速检测试纸做了检测，结果显示，王飞“中招”了。虽然仍要去疾控中心确诊，但这种试纸的准确率达到了99.8%。
　　长久的沉默。
　　李承西并没有主动打破沉默，他知道，面对这种情况，任何人都需要缓冲和时间。
　　“我还能活多久?我的老婆孩子怎么办?我还有没有朋友?”盯着试剂盒良久，王飞才抬起头，问李承西。
　　这三个问题被李承西称为艾滋病感染者的“终极三问”，也是艾滋病特殊性的最好体现——除了对病情本身的关注，病人的注意力马上会转移到生病之后的亲情伦理与社会关系。
　　有问题、愿意开口都是好事。李承西更害怕那些一言不发的人，沉默意味着更大的绝望和不可预测。
　　作为湖南的民间防艾组织，中大阳光目前有5名工作人员、十几名志愿者，他们最主要的工作内容，是推动高危人群参与检测，使感染者纳入常规管理、早日接受治疗，“简言之就是帮助还没有感染艾滋病的人维持阴性，帮助已经感染艾滋病的群体更有尊严、更有质量地生活”。
　　相比医疗机构、疾控系统的检测，中大阳光的快速检测有其特别的优势。
　　“一部分人往往会先找到我们。”李承西说，在医疗机构，一切都遵循正规而冰冷的章程——登记身份证、采血、问卷调查、等待疾控中心的通知……而中大阳光的志愿者们会让检测对象更好地释放压力，“我们希望在温和的氛围中把这些程序完成”。
　　在王飞的情绪缓和之后，李承西同样问了他三个问题：你有什么障碍和困难?检测结果有没有可以告诉和能帮到你的人?你愿意和我们保持一段时间的接触吗?我们愿意帮助你。
　　王飞并没有回答李承西的问题。但一个多小时的交流后，准备离开的他，脸色看上去好了很多。
　　这三个精心设计的问题实际上也是李承西在感染者心中留下的“种子”，“很多人当时不回答，但回头会再来找我们”。
　　根据之前聊天时所留下的手机号码，李承西会“若有若无”地与感染者保持联系，“既不过多地打扰到感染者的生活，也会提醒感染者，我们在关注着他们”。
　　之前，李承西联系的一名感染者没有按照建议去疾控中心确认病情。打电话过去，他一概不接。“我每周发一两个短信给他，短信里我也没有说其他的意思，就是鼓励和问候。比如有时变天了，我就发个短信提醒，‘天气冷了，记得加衣服’。”
　　李承西告诉今日女报/凤网记者，直到发短信的两个多月后，他才得到回复，“对方发信息过来，说‘你的心意我都感受到了，我准备认真面对这个问题了’”。
　　志愿之爱：“你是第一个帮我的人，我只信你”
　　“我家孩子的这道数学题做不出，你给看看?”
　　接电话的，是中大阳光的志愿者彭佳勇;打电话的，不是他的亲戚或者学生，而是艾滋病患者张泉(化名)。
　　除了给孩子请教数学题，张泉还把自家准备新装修房子的设计图给彭佳勇瞧过。这个四十多岁、已婚、有一个孩子的中年男人，经常像个孩子一样问原本只是陌生人的彭佳勇很多问题——这一切看似反常的行为，都发生在他被确诊患上艾滋病之后。
　　“感染者的内心大都十分敏感脆弱，有时，他们会凌晨两三点打电话过来和你交流，说病情、聊防治知识、谈药物反应，还有婚姻、感情、孩子、家庭、人生，甚至是哲学话题。”彭佳勇告诉今日女报/凤网记者，婚姻与家庭，是艾滋病感染者所要面对的诸多问题之一;而“如何告诉配偶”，则成了感染者的第一大难题。
　　我国的《艾滋病防治条例》规定，要保护艾滋病病毒感染者、艾滋病病人的个人隐私，应当由其本人告知与其有性关系者。但是，由于艾滋病本身的致命性、传染性，再加上“性”这一最大传播途径，使大部分感染者有口难开。
　　“憋在心里，人就会慌，就老想找人聊点什么，如同在黑暗中寻找出口。”一度，彭佳勇不懂为什么张泉有那么多问题，“他最开始问的是艾滋病方面的医学问题，其实他去问医生就可以得到很好的解答，作为志愿者，太过专业的问题我们不好回答。”
　　彭佳勇觉得为难，就对张泉说：“这个问题我也不会，我去问了医生再告诉你吧。”结果，电话那头传来一声叹息：“其实有的问题，我也知道你不会，但你是第一个帮助我的人，我只相信你。”
　　慢慢地，张泉跟彭佳勇聊天的内容越来越多，也越来越杂。生活方面的问题、跟妻子的关系……就这样絮絮叨叨了半年多，张泉才慢慢走出那段煎熬的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