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25日到26日，时务学堂120周年系列纪念活动暨全国学术研讨会在长沙图书馆举行。提起“时务学堂”，可能许多人不太熟悉。这个创办于长沙，年纪比清华、北大还要大的高等学府，存在的时间只有一年。但是，时务学堂前后招考学生200余人，说起曾经任职的老师梁启超和谭嗣同，以及学生蔡锷、方鼎英、杨树达、范源濂等，应该算是人尽皆知。
1897年创办的时务学堂，是清末维新运动期间全国最著名的新式高等学校之一，以“报国、御侮、创新”为宗旨，培养“学通中外，体用兼赅”的新人才。梁启超和谭嗣同当时是学堂老师。这次纪念活动的主讲人有两位倍受欢迎的“80后”美女学者，她们就是为这两位老师而来——谁让她们是梁启超和谭嗣同的“超级粉丝”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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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交先贤：跨越百年的思想碰撞
11月25日下午，“80后”女青年学者张维欣和胡可人分别从北京和上海赶来长沙图书馆。讲座现场听众爆满，工作人员临时加了不少座位。两位“80后”美女以年轻人的风趣幽默以及女性的感性细腻征服了在场观众。
通过张维欣，听众知道了，原来谭嗣同还是一个仪器专家，当时先进的精密仪器他几乎都会用，不仅会用，他还会修，曾经修好过显微镜。
通过胡可人，听众知道了，在时务学堂期间，梁启超虽然不再是记者了，但他每天批阅学生札记都要写上几千字。有一次，学生蔡锷写了一份300字左右的札记，梁启超最后批阅时写了900字与蔡锷探讨……
两位“80后”青年女学者为何对两位先贤如此喜爱?讲座过后，今日女报/凤网记者采访了她们。
张维欣是山西人，因为父亲从事历史研究工作，所以她从小就对历史比较敏感。13岁时，她第一次在历史课本上看到了谭嗣同的照片，读到了那两句著名的诗句：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她被谭嗣同那种纯粹、光明的人格所打动，便开始留意有关他的信息。高中时，因为经常上网吧浏览与谭嗣同有关的网页，还一度被当作问题少年。
高考后她所有志愿都填的湖南高校，最终被湖南大学录取。现在，她在北京任职图书编辑。工作之余，她还创作了一部《谭嗣同年谱》，预计2018年会完成。她还是谭嗣同纪念广场设计者。同时她还经营着一个微信公众号“晚清论谭”，用一种轻松幽默的方式去传播那段历史。
胡可人研究领域以梁启超与近代中国为主。她接触梁启超的时间比较晚，直到大四时才通过《追忆梁启超》一书，对梁启超的生平产生了兴趣，进而将其视为知音，觉得他对一些事物的看法和自己很相近。胡可人买了梁启超一套数十册的《饮冰室合集》，现在她在某些方面遇到困惑，或者有了新的生活心得，就会拿出相关的分册来读，每次都会有不同的收获。胡可人也有一个公众号，叫“任公活在我们身边”，如今她经常在上面画一些漫画，或者写一些科普性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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谭嗣同：“强取豪夺”聘任老师
听闻时务学堂成立的消息时，谭嗣同正在南京当候补知府，张维欣开玩笑说：“作为一个谭粉，我是打死也不会告诉你们他这个官是捐来的!”时任时务学堂总理的熊希龄给他写了一封信：“组织上决定了，不仅要你回来当老师，还得把梁启超和李维格两个人一起拐回来当老师!”可是，时任上海《时务报》主笔的梁启超和李维格，却是《时务报》总主编汪康年手下的得力干将，出于为自己报馆考虑，汪康年当然不想放掉这两条大鱼啦!于是乎，“义正言辞”的谭嗣同立马写给他一封信：
“熊秉三(熊希龄)来书，言湘中官绅决计聘请卓如(梁启超)、一琴(李维格)两君为时务学堂总教习，黄公度(黄遵宪)尤极力赞成。特虑公不肯放两位俱去，因公恳嗣同亲到上海哀吁，我公如更不肯，将不恤与公忤而豪夺以去。”
翻译过来就是：“熊希龄想让我去上海求你放人，想得美，我才不去，要是我去的话，你放也得放!不放我就抢!我要把他俩强取豪夺以去!”
本以为放了梁启超和李维格二位就忍气吞声的汪康年，原来也有小情绪哦!张维新在1897年9月19日的《郑孝胥日记》中看到，痛失顶梁柱的汪康年，一把鼻涕一把泪跑到郑孝胥家里埋在他怀中哇哇大哭：“湖南时务学堂欲强邀梁卓如、李一琴为教习!”这不就是“宝宝心里苦，还不让宝宝说说嘛”!
——参考张维欣《教师节特辑·时务学堂的老师们和他们不可不说的囧事儿》
梁启超：不遗余力“吹捧”时务学堂
梁启超说：“余生平所历，镂刻于神识中最深者，莫如丁酉戊戌间之在长沙。”
他回忆往事时，最不厌其烦地讲述的就是时务学堂，讲起它时，言辞也极富真挚的情感。如果我们想到任公的志趣和他一生的成败，确实不难理解，时务学堂的交游是最能给人带去纯洁光明的快乐的。这里有他情谊最深厚的朋友，也有令他最满意骄傲的成就。
可见，时务学堂在梁启超心中的地位有多重要。尤其是他在时务学堂所教的学生、后来共同发动护国之役的蔡锷去世之后，这个地方对他的意义变得愈发神圣。
此外，梁启超在长沙做了多场演讲，他几乎每回都要不遗余力地“吹捧”时务学堂，恨不得再变出一个时务学堂来让人们都去上一上的心情溢于言表。
——参考胡可人《湖南游记·一:故址(长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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