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日来，西安市灞桥区的孟先生有点烦：坐出租车时不慎落下了装有驾照和几张银行卡的包，出租车司机多方寻找到他，但在归还物品时向他索要了200元。孟先生认为，司机主动归还乘客遗失物值得称赞，但要钱的行为实在不可取。为此，其将此事投诉至临潼区出租汽车管理所。
　　(10月30日《华商报》)
　　千百年来，拾金不昧一直作为中华民族弘扬的美德，但随着社会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变成了“拾物索酬”。如此语境下，拾到乘客财物的出租车司机，向失主索要200元“答谢费”，并无不妥。但有人认为，拾金不昧是传统美德，出租车司机不应该索要酬金。然而，多数人支持出租车司机，认为他耽误了时间和运营，付出了一定成本，理应得到补偿，而且索要的报酬也不多。
　　从过去学雷锋、做好事性质的拾金不昧，到如今“拾物索酬”，折射出了这一社会现象的变迁。不可否认，无偿归还拾物，符合我们拾金不昧的道德标准及文化精神，不会引起异议。但在笔者看来，“拾物索酬”与拾金不昧并不矛盾。在“悬赏寻物”被越来越多人所接受的前提下，有偿归还拾物，不仅缩短了归还时间，为社会和失主节约了成本，更重要的是，激励了抬金不昧的善举。
　　必须正视的是，拾金无规范，索酬才失范。换言之，国家和地方对拾遗物品行为未作出相关规定，才会导致有的拾主高调索酬、甚至高额索酬，有的失主要么高额悬赏，要么拒不酬谢，甚至可能会因此引发新的社会矛盾。为此，一些地方从法律层面规定，失主应给予拾金不昧者“奖励”。比如，《广州市拾遗物品管理规定》提出：“对无主的拾获财物，在拍卖后将拍卖款的10%奖励给拾遗者;对有主失物，失主领回时，可自愿按遗失物价值10%的金额奖励拾金不昧者。”
　　可见，的哥“拾物索酬”，无损拾金不昧成色。每个拾金不昧的善举，都显得弥足珍贵，都应该得到失主的感恩，更应该得到社会和制度的大力褒扬。换言之，广州建立拾金不昧奖励机制，让拾金不昧者得到实质奖励，其示范意义不可小视。从本次事件中可以看出，用奖善机制化解“拾物索酬”之争，只要我们每个人都具有契约精神，都能够遵守社会道德和国家法律，都能够按照章程和规则办事，社会就会少了许多矛盾和纷争，就会变得更加文明和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