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常，为一本书作序，往往是写作者对作品的推介，对书作者的赞美，进而希望读者能喜欢这本书。但思想家李泽厚在上世纪世界80年代为学生赵士林写的一篇序最近却“火”了，因为他是心不甘情不愿写的。这篇序丝毫不见他对学生的褒扬，学生看了反而会很“扎心”——不过，里面也还是别别扭扭地体现了他对学生实力的信任以及对学生努力的认可。
　　这种心不甘情不愿的祝词，貌似讽刺，却有特别的味道，读之有趣。“唯大英雄能本色，是真名士自风流”，古今中外的学者，凡是有大才华的，都有一颗赤子之心，这源于他们对人对事的一片赤诚。他们不会违心地互相吹捧，有什么不爽就会直接写出来，真正做到“以我手写我心”，绝不给面子。
　　
李泽厚给学生赵士林的书写序
　　我拒绝看这本书的任何一个字
　　赵士林是我的学生，这本书是他完全瞒着我写的，因为他知道，我将不会同意他在准备博士学位论文的时候弄这些东西。他写完后告诉我，我当然没办法了，总不能叫他去烧掉。
　　但我拒绝看这本书的任何一个字，也不对这本书负任何责任。所以，讲到我的部分，究竟是对是错，是好是坏，是公平还是偏颇，我不知道;讲别人的，也如此。我向来对赞成我或反对我，热烈支持我或猛烈抨击我，只要是出于学术讨论的要求和立场，基本均一视同仁。至于出于其他目的的攻讦或吹捧，除了在笔头但经常是在口头略加嘲讽外，更不放在心上。笑骂由人，自知在我。既然如此，对我的学生如何议论评说我，就更不必去管它了。
　　据士林说，他为了不影响博士论文的准备和写作，这本书是额外加班开夜车搞成的。尽管他年富力强，精力旺盛，但看来也仍然会很辛苦。我希望，真正花了气力的作品，应该可以一读。
　　又据他说，出版社一定要我写个序，正好趁此写这几句说明一下。
　　
梁启超给学生徐志摩的婚礼祝词
　　我希望这是你们两人这辈子最后一次结婚
　　1926年10月3日(农历七月初七)，中国的“情人节”，徐志摩与陆小曼在北京北海公园举行了盛大的婚礼。婚礼上，梁启超霍然站起，宣讲了有史以来“最坦诚”、“最直率”、“最另类”的证婚词：
　　“我来是为了讲几句不中听的话，好让社会上知道这样的恶例不足取法，更不值得鼓励――徐志摩，你这个人性情浮躁，以至于学无所成，做学问不成，做人更是失败，你离婚再娶就是用情不专的证明!陆小曼，你和徐志摩都是过来人，我希望从今以后你能恪遵妇道，检讨自己的个性和行为，离婚再婚都是你们性格的过失所造成的，希望你们不要一错再错自误误人。不要以自私自利作为行事的准则，不要以荒唐和享乐作为人生追求的目的，不要再把婚姻当作是儿戏，以为高兴可以结婚，不高兴可以离婚，让父母汗颜，让朋友不齿，让社会看笑话!总之，我希望这是你们两个人这一辈子最后一次结婚!这就是我对你们的祝贺!我说完了!”
　　
钱锺书给老师的书评
　　像他这种人，是伟人也是傻瓜
　　老师为学生做序直言不讳，虽然不常见，但也在情理之中。但是作为学生的钱锺书，在为老师写的书评中却让老师觉得书评对自己“备致讥诋，极尖酸刻薄之至”。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1937年3月，钱锺书将题为《吴宓先生及其诗》的书评寄给吴宓，还附了封信。信中说寄上书评，以免老师责怒。吴宓看了书评后大为恼火，在日记中写道：“该文内容，对宓备致讥诋，极尖酸刻薄之至。”“谓宓生性浪漫，而中白璧德师人文道德学说之毒，致束缚拘牵，左右不知所可。”
　　可以说，钱锺书做了一件对老师伤害很深的事，使吴宓大为愤慨。吴宓在日记中径直写道：“钱锺书君，功成名就，得意欢乐，而如此对宓，犹复谬托恭敬，自称赞扬宓之优点，实使宓尤深痛愤。”明确表示这个得意门生伤透了他的心。
　　其实，钱锺书写的这篇书评内容远不止吴宓日记中所引的这些内容，他这样描述老师：“他不断地鞭挞自己，当众洗脏衣服。”“他实际上又是一位‘玩火’的人，像他这种人，是伟人，也是傻瓜。”这些带有嘲讽的语句深深刺伤了吴宓，但最终他还是宽宥了学生的冒犯。
　　1993年春，吴宓女儿吴学昭开始整理吴宓日记和遗著，发现有许多关于钱锺书的记载，钱锺书看到早已过世的“傻得可爱”又“老实得可怜”的老师人生历程中饱蘸深情与椎心泣血的记述，内心受到极大震撼。
　　他给吴学昭回信时自我谴责检讨，称自己“少不解事，又好谐戏，同学复怂恿之，逞才行小慧，以先师肃穆，故尊而不亲”。钱锺书深悔自己随众而对老师恭而不尊，以致“弄笔取快，不意使先师伤心如此，罪不可逭，真当焚笔砚矣”!但事已至此，“内疚于心，补过无从，惟有愧悔”。后来这封“请罪信”就成了由三联书店出版的《吴宓日记》的代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