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一篇“看病前先考试，考试不及格不给看病”的文章，把山西省中西医结合医院银屑病科的张英栋医生推上了舆论的漩涡。据患者介绍，考试内容均出自张英栋医生出的四本书，且去看病者很多都被推荐购买过书。涉事医生回应，考试只要求住院的病人参加，从未强迫患者去购买自己的书。(8月28日《北京青年报》)

“住院先考试”是自恋还是自大
　　医院是治病救人的地方，对于患者来说，能不能住院治疗，首先要视其病情的严重程度而定。倘若某位“名医”恃才傲物，改变了游戏规则，只有买了他的书、通过了书中内容的考试方允住院，或者是优先住院，这就自然会招致外界的非议与责难：莫非那些“肚里缺少墨水”的患者，就连住院治疗的资格也要被生生剥夺了?要是医生说，特殊情况会特殊考虑，那么有没有买过“推荐之书”，是否又挂钩了“住院前提”?
　　根据医生的说法，让患者先看书再看病，考试通过再住院，“这样我说什么，患者才能懂，才能更好地合作治病”。听起来，患者们据此去网上微店搜寻“捆绑售价为130元”的那四本书，倒也不必过于计较。可问题是，有了此种先例，那你医生上菜场买菜时，农户为了让你明白无公害蔬菜的安全和营养价值，能不能同样要求，请先交一笔费用到农场去体验感受一番?如果你说“谁会这么傻啊”，岂不意味着，患者到了奇货可居的“住院权”那儿，只好“不得不傻”了?
　　一位在某个专科医术超众的医生，既擅长妙手回春，又善于写书总结，这种“多面手”的综合素质值得夸赞。不过，医生有水平，不等于规矩能乱定。换言之，就算山西这位用“广汗法”治疗银屑病的专家，的确治好了很多慕名而来的患者，那也未必可以“敝帚自珍”地把自己书中的内容作为“标准答案”，只有过了这个“考试关”，才可踏进“住院门”。因为，如此这般的行医作派，恐怕不仅仅是自恋，隐隐中还折射了一种自大的心态。
　　“住院先考试”是种什么“病”?一是有些医院患了“娇生惯养病”，为了留住某些专家、专才，就眼开眼闭地不予纠正，毫无底线地容忍退让;二是个别名医患了“沽名钓誉病”，出书是好事，推荐也没错，但有意无意地想把“推荐我的书”和“能住我的院”绑在一起，这就需要警醒了;三是有关部门患了“监管不严病”，了解和掌握医德医风，更要像媒体采访那样深入现场、直击一线，如此方能耳聪目明、反应迅捷。
　　公立医院藏着“住院先考试”，而试题全部来自某医生的私人著述，这种“打包销书”的策略，即便不会引得“洛阳纸贵”，至少也能促使“销量大增”。那么，就不宜只谈“有利患者”，而忽视于这些书的收益最终“有利于谁”。
　　
“住院先考试”背后的红包情结
　　文/汪昌莲
　　若想住院治疗，先得通过考试，考试不及格，不能入院。显然，在这名医生的眼中，患者住院治病，俨然变成了一种“应试教育”，只不过是入学考试变成了入院考试。对于这种奇葩做法，当事医生称“目的是为了更好的治病”，令人难以信服。首先，想住院先考试，明显违反医疗职业规范;再者，考试不及格不能入院，剥夺了部分患者看病的权利;而当事医生，存在滥用诊疗权之嫌。
　　特别是，入院考试仅是一种手段，当事医生向患者推销自己写的四本书，才是根本目的。从表面上看，买不买这四本书，全凭患者自愿，当事医生没有强求。问题是，考试内容全部出自这四本书，如果不买这四本书，患者考试肯定不及格，就不可能住院治病，这实际上是一种变相强制，更是一种利益绑架。而在笔者看来，利益绑架的背后，隐藏着当事医生难以割舍的红包情结。
　　不可否认，医务人员在执业过程中收受红包的行为，作为医疗卫生领域不正之风的典型代表，多年以来长期存在，屡禁不止。基于此，国家卫生计生委要求，医生在入职第一天，必须宣誓“不收红包”。同时，国家卫生计生委规定，病人进院后和医生签个协议，承诺不收不送红包。通过多年的专项治理，医生收受红包现象，得到有效遏制。然而，显性红包得到治理，隐性红包却又暗度陈仓。事实上，当事医生以入院考试为名，向患者推销书籍，就是一种变相收受红包行为，即隐性红包。
　　问题是，当事医生以考试名义，公开收受隐性红包，全科室人员参与其中，事涉医院何以不闻不问?难道其也是隐性红包的受益者?这显然值得当地有关部门反思。《中华人民共和国执业医师法》规定，“医师不得利用职务之便，索取、非法收受患者财物或者牟取其他不正当利益。”因此，针对“住院先考试”事件，首先应该界定清楚：这是一种收受隐性红包行为，并非是礼尚往来，而是商业贿赂，属于经济犯罪，而不是违规行为，应交由司法机关查处。同时，卫生行政部门要尽快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加强公立医院廉洁风险防控，进一步深化医疗改革，让医生更有正义地执业，让患者更有尊严地就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