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处和平年代，为何我们要不忘初心，铭记战火纷飞年代里的革命英雄?
　　就像习近平总书记所说，英雄是民族最闪亮的坐标，迈向复兴梦想的民族需要时时仰望英雄的丰碑。
　　作为中国共产党第一位女党员，“湘妹子”缪伯英用一生践行了她的革命信仰;但风雨百年，缪伯英以“青年之我”创建“青春之家庭，青春之国家，青春之民族”的慷慨精神，需要人们的重拾和重温。
　　我们高兴地看到，在宣扬缪伯英英雄事迹的路上，有一批人已经出发。他们四处奔走、无私奉献，为英雄而歌，为时代而歌。
　　在中国共产党建党96周年之际，今日女报/凤网记者走近这个特别的志愿者团队，并采访缪伯英后人，听他们讲述传承英雄精神背后的故事。
　　正如团队成员、原全国人大代表缪曼聪所言：“造就一位英雄需要付出与牺牲，忘却一位英雄是后辈的损失与不公。宣传一位英雄，是为子孙后代提振精气神。”这不仅是缪曼聪的初心，也是为了宣传缪伯英而不懈努力过的所有人的初心。
　　
缪伯英
　　1899年10月出生于长沙县清泰乡(今开慧镇)枫树湾，与丈夫何孟雄同为革命烈士。1919年7月考入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1920年初参加了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同年11月，参加由李大钊组织的北京共产党小组，并加入中国共产党。
　　中共第一次代表大会后，积极投身于群众运动。1922年，负责筹备北京女权运动同盟会，推动妇女争取政治和经济上的平等权利。1923年2月，参与领导了京汉铁路北段的总罢工。1925年1月，担任中共湖南省委第一任妇委会书记、省妇女运动委员会主任。1927年8月前往上海，在残酷的白色恐怖中开展地下工作。长期清贫而不稳定的生活，使她积劳成疾，1929年10月在上海病逝。
　　缪伯英是中国共产党具有较深理论修养和丰富实践经验的干部，而且一直战斗在工人运动、妇女运动和学生运动的第一线。她是中国共产党第一位女党员，也是中国妇女解放运动的先驱者。
　　家庭传承，在缪伯英心中播下革命火种
　　缪纯祖是缪伯英的弟弟缪立山的第四个儿子。他出生于1936年，缪伯英1929年便已离世。虽然从未见过，但他从小就听父亲讲姑妈的故事，不管是她在家的日子，还是参加革命后的英雄事迹，缪纯祖都耳熟能详。所以，他对姑妈有着一份由衷的敬佩。
　　在缪纯祖看来，因为宣传不到位，姑妈缪伯英“被低估、被埋没了”，现在的年轻人大都不认识她。
　　曾期待“教育救国”
　　“我们是教育世家，尤其是我的祖父缪云可，对姑妈的影响很大。”缪纯祖说，祖父是晚清秀才，曾在岳麓书院读书，毕业后到湖南省教育司任职，辛亥革命后辞职。
　　“祖父曾东渡日本，去考察当地的教育机构，想通过教育救国救民。”缪纯祖介绍，祖父回来以后，便在缪氏宗祠附近开办了新式学校，十里八乡的子弟都来新式学校读书。
　　缪纯祖说：“祖父认为，当时的女子学校、特别是女子职业学校教育基本是空白。中国女性缺少受教育机会，而要解放妇女，就是要让妇女能够通过所学来自食其力。经济上独立了，女性的社会地位才会提高。”
　　缪云可先后创办了三所女子职业学校，分别为长沙县第一女子职业学校、长沙市衡粹女子职业学校、长沙自治女子职业学校，他也成为湖南女子职业学校的奠基人。
　　杨开慧和缪伯英就在长沙县第一女子职业学校读书，接受新式教育。
　　为了办好女子职业学校，缪云可费尽心思。他有着明确的教育思路：一方面，要让女性具备谋生技能，比如珠算、编织等;另一方面，缪云可亲自担任语文和历史教员，还开设自然等新式科目，学得好的女学生可以到普通高中和大学继续深造。
　　缪云可办学培养人才，他同样希望自己的孩子能走上教育救国之路。缪云可的二女儿缪仲英、小儿子缪立山都教过书，儿媳万宝龄也是教师。
　　缪云可的教育思想深刻地影响了下一代，缪伯英同样有了“教育救国”的想法。在父亲的支持下，缪伯英前往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学习，希望将来也成为一名优秀教师。
　　
共产主义改变中国命运
　　到了北京后，缪伯英看到军阀混战，百姓生活困苦，发现只搞教育是行不通的，后来便加入了北京共产主义小组。她坚信，只有通过革命、通过党，才能改变中国的命运。
　　“当时搞革命是很秘密的，不能跟家里联系。但是家人知道她加入共产党后，都非常支持。”缪纯祖回忆，祖父缪云可不仅支持缪伯英，还支持别的共产党员。“我们有个远房亲戚叫缪先明，也是一名共产党员。后来缪先明被抓，是祖父将他营救出来。”
　　缪伯英的弟弟缪立山保留了很多与姐姐有关的照片，但在混乱的年代里，缪立山怕这些照片会带来祸患，便将它藏在厨房里，解放后才敢拿出来，如今都捐献给了缪伯英故居。
　　“我小时候看到过父亲藏的照片，里面有一张是姑父何孟雄的，照片后写了‘建立五路同盟，把军阀搞垮’几个字。” 缪纯祖说，姑姑、姑父曾共同刻了一个图章，上书“伯雄藏书”，凡是夫妻两人收藏的书籍，都盖上了这个章。不过，两人生育的两个孩子都在战乱中下落不明，更遑论这小小的图章和藏书，如今也都不见了。
　　在缪纯祖看来，因为宣传不到位，姑妈缪伯英“被低估、被埋没了”，现在的年轻人大都不认识她。
　　“姑妈加入共产党时，全国只有41名党员，她是第一位女党员。”缪纯祖说，那时全国有四个共产党小组，分别为北京、上海、湖南和旅法，毛泽东就在湖南小组里，何孟雄则是北京共产党支部的第一任书记。姑妈缪伯英在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支部，支部里有4名共产党员。缪伯英还是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的女工部长，是第一个全国妇女运动的领导者和先驱。
　　“我以前在北京读书时听到过关于缪伯英开展妇女运动的宣传，后来反而弱化了。”缪纯祖说。
　　缪伯英故居守护人
　　1942年出生的缪俊杰是缪伯英的侄孙，缪纯祖的侄子。从2005年开始，他便担任缪伯英故居的讲解员——实际上，缪伯英故居只有他一个工作人员。
　　每天早上8时，缪俊杰便准时赶到故居，如果游客不多，下午5时他便关门;如果游客多，则会多开一会儿。他曾将自己的愿望写成书信，连同缪伯英的资料一起寄给了时任全国人大代表缪曼聪。在多方努力下，缪伯英故居成为红色旅游点，门前也有了平整的水泥路——作为后人，他不希望缪伯英和她的精神被人遗忘。
　　
邓小平要求“把缪伯英故居保护好”
　　“我从小就住在这里，原貌我都还记得清楚。”缪俊杰回忆，缪伯英故居原本占地面积很大，一家子人都住里头。后来人口少了，村里就拆了故居后面的一块地，建起人民公社食堂。此后，食堂拆掉重建，成了村民的住房。
　　缪俊杰说，这所有一百多年历史的房子只剩下了三分之一的面积，后来又有村民想建房子，还琢磨着来拆故居。
　　“幸好，1982年邓小平下文，并在1982到1984年间连续三年派中央政治局的同志过来，说要把缪伯英故居保护好。”缪纯祖告诉记者，邓小平当年下文时说：“缪伯英是党的创始人，中国妇女运动先驱，是革命先烈，她为党为国作了许许多多有益的工作，她的故居要保持下来。”
　　就这样，缪伯英故居才避免了被拆的命运。
　　2004年，缪俊杰将缪伯英的事迹和目前故居的情况，通过信件的形式告知了和自己并没有亲戚关系的缪曼聪。缪曼聪是全国人大代表，缪俊杰希望她能够帮帮忙，将这封信和相关材料带到中央。
　　缪曼聪答应了他，并将之整理成提案带到北京，且在全国两会获得通过——中央批准成立伟人故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