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孟雄头脑里刮起风暴的时候，伯英正一脸茫然地望向李大钊。她全然不知这群神色庄重的男人在谈什么，她还在为自己冒失莽撞闯了进来而心生愧意呢!
　　“伯英!”李大钊的呼唤一如往常亲切，“八月份陈独秀先生在上海成立了中国共产党小组，你知道吗?”
　　“我略微知道一点。李先生，我觉得北京也要成立一个共产党小组，毕竟上海是南方，远了点。北京若成立了，就能把北方的马克思主义者联合起来，更利于北方革命工作的开展。”伯英不假思索说出的话，令李大钊惊喜。
　　“如若北京成立共产党小组，你愿意加入么?”李大钊热切地望着她。
　　伯英没有片刻迟疑，说：“肯定愿意!”
　　“加入共产党的组织，可能有流血，有牺牲，会颠沛流离饱受亲人分离之苦，也可能会被反对派们投进黑牢遭受非人折磨……这些，你怕不怕?”
　　伯英的脸立即红了：“我知道你们都还记着孟雄坐牢时的事呢!确实，那时我失态了，我——我害怕孟雄就此死去，从此以后见不着他了。”
　　伯英的性情之语将在场的各位逗笑了。孟雄的笑里带着泪花。伯英平素性格爽快，但爱起来却温柔绵稠。她的爱，总能于细微处给孟雄带来感动。
　　李大钊目光灼灼，说：“伯英，你那都是正常之举。关键在于你哭过后还能站起来，还能比从前更勇敢地走下去，这正是我欣赏你的所在。”
　　伯英很坦白，眼神纯净，像孩童一样没有半点杂质，“李先生，人大不了一死，为了信仰而献身是最光荣的事情!我虽说是个女子，免不了有女子的弱点，譬如说容易流泪，但在原则问题上，您无须有任何顾虑。我暂且不与旁人比，只与他比，”伯英将手指向孟雄，“他能做得到的，我一定能做到!他能坚守的，我一样能坚守!”
　　“作为你们的老师，我为你们高兴，也被你们感动!”李大钊望望伯英，又望望孟雄，“你们名字合起来就是‘英雄’二字，我希望你们成为推翻黑暗社会、缔造光明未来的一对男女英雄。”
　　邓中夏和高君宇在旁连声叫好说，与两人在一起许久，都没察觉到两人名字还有如此巧妙联系。
　　缪伯英与何孟雄对视一眼，李大钊的“英雄”一说，让他俩既激动又不安。
　　孟雄忍不住开口说道：“伯英，告诉你一个大好消息，北京共产主义小组已在李大钊先生亲自负责下于日前成立了!”
　　伯英不相信自己的耳朵，睁大眼睛盯着李大钊：“李先生，是真的吗?”
　　李大钊含笑点点头。伯英反应了过来，用手一一指着何孟雄、邓中夏、高君宇道：“这么说，你，你，还有你，都比我早知道了?不行!”她快速转身，对着李大钊道：“李先生，我不会令您失望的，您发展我加入共产党小组吧!假若我有不够资格的地方，请您帮我指出来，我一定改正。我郑重请求您吸纳我成为其中的一员!”
　　李大钊如慈祥敦厚的长者，两手放在伯英肩膀上，对着伯英，也对着其余几位语重心长道：“你是我见过的马克思学说研究会里最优秀的女性，我们新成立的北京共产主义小组非常需要你这样意志坚定，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有充分理解和认识的女性。今天，由在座各位见证，我李大钊愿意发展缪伯英同志为北京共产主义小组成员!”
　　一声“同志”，让缪伯英听到了世界上最美的称呼。
　　她也肃然道：“李大钊同志!感谢您的信赖!十几岁时我就曾读过您主编的《言治》，您的进步思想很早就帮助我拓宽了看世界的视野。从老家一路走到北平，就是为了寻找光明而来。而今，与您及孟雄、中夏、君宇等成为同路人，这是我人生的幸事!”缪伯英喉头一哽，热泪滚滚而下。
　　李大钊充满感情道：“希望各位同志不忘共产党人的历史使命，坚定信仰，为了未来中国的平等、民主和公正，为了下一代可享福中之福。让我们欢迎缪伯英——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女员的加入!”
　　一片掌声中，何孟雄拍得最响，他为刚刚闪现的私念而羞愧。
　　
英雄新婚
　　1921年9月16日，是农历传统的中秋佳节，中老胡同口的枣树上已挂满个头饱满的大枣。初秋微风轻拂，隐隐枣香令人沉醉。
　　在胡同5号一间普通的房子内，正在举行一场朴实的婚礼，客人都是共产党北京支部的成员。
　　孟雄与伯英大喜之日，穿的都是平常衣裳，唯有伯英发髻插了一朵沾着露水的鲜花，这是孟雄一大早从野外采来的。
　　主婚人李大钊高举一杯清茶，说道：“孟雄与伯英是我看着成长起来的无产阶级战士。两人志同道合，对马克思主义信仰坚定，我为他们能成为一对革命的伴侣而倍感高兴。伯英是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女党员，今天的婚礼又将为他们开创另外一个第一，那就是，他俩成为中国共产党北京支部的第一对党内夫妻，我们一起来祝贺他们!”
　　一时间，碰杯声连连，恭贺道喜之声不绝于耳。
　　婚后不久，孟雄即被党组织安排去长辛店开展工人运动。
　　与孟雄离别的日子，缪伯英忙成了一个陀螺。忙有忙的好处，因为没有闲工夫，也避免了许多相思之苦。她先是与邓中夏等一起筹备成立了北京民权运动大同盟，尔后，又被北京女权运动同盟会委派南下，帮助南京进步妇女创建女权运动同盟南京分会;赴湖北武昌协助建立了“湖北全省民权运动大同盟会”。
　　有一日，与湖北女师学生运动负责人途经女师校园的高墙时，伯英形象地打起了比喻：“墙再高，也挡不住新思想的传播。”
　　1923年7月，震惊中外的“二七”大罢工爆发，已经担任中共北方区委妇女部部长的缪伯英从武汉赶回北京，遵照北京区委书记李大钊的指示，在北京骑河楼等处秘密编辑出版了《京汉工人流血记》等记述劳工运动的宣传书籍。聚少离多的这对英雄夫妻各自为理想的实现而忙碌奔波。
　　一份45人的名单及住址摆在了京师警察厅厅长的案头，李大钊、缪伯英等共产党员及各路工会干部的名字赫然纸上。
　　被逮捕的张国焘熬不过牢狱之苦叛党变节了，党和工会组织处于万分危急之中。
　　伯英在睡梦中被匆匆赶回的孟雄叫醒：“赶紧起床，党内出了叛徒，供出了你的共产党员身份。我们得马上转移，否则随时会被军警带走。”
　　伯英一骨碌爬起，来不及吃惊，三下五除二就整理出一口皮箱，重要文件都放在这里面的一个布口袋里——那是比生命还珍贵的东西，决不能落到敌人手里。
　　南行的火车上，缪伯英无限留恋地注视着窗外急速向后退去的北京。她举起手来，默默向这个古老又充满变革活力的城市告别。
　　这里，点燃了她理想的火种，激越了她的青春之歌，她终将难忘它!
　　
憾未战死沙场
　　1926年，蒋介石夺取国民党的党、政、军大权之后，实行军事独裁的野心日益膨胀。这一年，他在南昌成立了总司令部，决心实行清党反共。在上海，他联络青红帮组织，密谋联合反共，得到青红帮头子、上海滩三大亨杜月笙、黄金荣、张啸林的一致赞同。帮会开始重金搜罗打手、密探，进行追踪共产党人、破坏共产党组织的活动。
　　在反革命势力严重的摧残下，有的人动摇了，有的人害怕了，有的人消极了。到得最后，要召集人开会，都变得非常困难。
　　白色恐怖笼罩着整个上海滩。
　　伯英抱着讲义夹走出华夏中学的大门，一路上有学生礼貌地与她打着招呼，称她为“廖先生”。在这里，无人知晓她的真名，都只知她为廖慕群。而何孟雄，则在上海街头开了一家名为“韩昌”的书店，也隐藏了真名，外人都道他为“刘元和”。
　　其实，物理教师与书店老板，都是为了地下工作的需要而谋得的公开职业。伯英真实的身份是上海市总工会女工部部长，而孟雄则为中共沪西区委书记。
　　上海旧弄堂简陋的民房里，纱厂、丝厂的女工宿舍中，女子学校夜自习的课堂上……哪里有女子，哪里就有伯英的身影。她忘记了危险，忘记了劳累，甚至忘记了吃饭和睡觉，她铆足了劲头，只有一个念头，将所有有觉悟的劳苦大众宣传鼓动起来，向反革命势力发起讨伐!
　　恢复党组织的工作，在逮捕、监禁和枪杀的威胁下，顽强地进行着。打散了的党员，又逐渐地集中起来;垮了的组织，又一个个地建立了。有的组织一连被敌人破坏几次，又一连恢复了几次。一个同志被捕了，另一个同志又站到那个岗位上，继续坚持着斗争。形势眼看向好，意外却向伯英袭来。
　　上海总工会女工部通过伯英的努力，又开始了正常的运转。
　　那天，她召集女工部骨干成员开会至半夜。会上，她一点也不低估当前的险恶形势，告诫同志们提高警惕，即使在路上遇见自己的同志，也不要随便打招呼。万一不幸被捕，一定要尽全力避免暴露自己和同志们。然后，她提高了一点声音，有力地说：“但是，当前更要有坚强的信心，相信党，相信革命，相信我们一定能胜利!这在今天，对我们是最最重要的!”
　　会开至一半，外面望风的同志匆匆进来，要大家赶紧撤离。大半夜的，大马路上竟然开来了大警车。事不宜迟，军警已经从车上跳下，凶神恶煞地朝这边扑来，为首的便衣就是戴着鸭舌帽的陆鑫源。
　　伯英推开后窗，这是二楼，楼下是杂草丛生的荒地。她从容地让其他同志顺着管道爬下去，万一来不及，她已经做好了被敌人逮捕的准备。
　　先跳下去的几个人往不同的方向飞奔疏散，轮到伯英时，木楼梯上已经响起警靴橐橐的踏地声。她两腿夹住管道后，还将窗户细心合好，才往下爬。
　　一个军警举枪欲朝外扫射，领头的制止住，手一挥：“不要打草惊蛇，我们赶紧往屋后追!”
　　一行人举着亮晃晃的手电筒，在屋后的荒地左右照射，却不见任何人影。穿过荒地，是一条小河，河水奔突的声音在寂静的夜里分外响亮。
　　孟雄从电厂发动完工人回家，启明星已在天际忽隐忽现了。家里并无伯英身影，孟雄心急如焚，抽身又往外跑。
　　天，开始下雨，一声惊雷掠过，小雨变成了瓢泼大雨。孟雄不管不顾地在雨中奔跑，眼睛不停地在四处搜索。
　　天亮时分，孟雄终于在一条小河边的荒草丛中发现了伯英。眼前的伯英昏迷在地，全身被雨浇得透湿，脚上只有一只鞋，另一只脚光着。她的头发上、衣服间到处挂着乱草屑，手指缝里厚厚一层泥垢。这晚发生了什么，孟雄无法得知，只是背起妻子，飞速往医院的方向跑去。
　　来会诊的几个医生都摇摇头走出了病房。孟雄流着泪，拉着妻子的手，手上全是荆棘划破的血印。伯英气息微弱，断断续续在孟雄耳旁道：“孟雄，我恐怕活不长了。”
　　孟雄道：“不准瞎说!”
　　伯英嘴唇干裂得像久旱的土地，每吐一个字都非常艰难：“孟雄，让我说几句话，你听着就行。”
　　孟雄噙着眼泪轻轻点头。
　　“过去的这些年，我活得非常值得!在寻找光明和真理的路上，我成为一名中国共产党党员，这是我终生引以为傲的事情。而现在，我满是遗憾……”伯英说着，泪水盈满了眼眶，“既以身许党，应为党的事业牺牲，奈何因病行将逝世，未能战死沙场，真是憾事。孟雄，你要坚决与敌斗争，直到胜利……你要善待重九和小英，让他们健康成长，以继我志。”
　　孟雄将头埋在伯英发间，泣不成声。伯英的手缓缓张开，垂落床旁。她永远离开了这个她和他为之奋斗的世界。
　　1929年10月，年仅30岁的伯英在德国宝隆医院去世以后，灵柩暂时存放在上海扬州会馆，孟雄拟择日送回长沙乡下。
　　1931年1月17日，由于叛徒出卖，何孟雄不幸被捕，同时投入监狱的还有他5岁的儿子重九和3岁的女儿小英。
　　面对敌人，何孟雄厉声斥责：“今天叛徒出卖了我，明天就会有千万个革命的后来人!”
　　2月7日晚上9点，何孟雄与另外23位同志被秘密枪杀于龙华，终年33岁，为著名的龙华二十四烈士之一。
　　孟雄殉难以后，他和伯英的一双儿女重九与小英失散，至今下落不明。而伯英的灵柩最后也不知所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