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李大钊说：“以青年之我，创建青春之家庭，青春之国家，青春之民族，青春之人类，青春之地球，青春之宇宙，资以乐其无涯之生。”风雨百年，这话仍如黄钟大吕，启迪并激励我们。
　　作为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位女党员——缪伯英用生命践行了老师李大钊和她一起所坚持的信仰。她去世时，不足30周岁，永远定格在了青春岁月里。她的丈夫何孟雄也倒在追求真理的路上，是为著名的龙华24烈士之一。“英雄”恋歌，让我们欷歔不已，但亦感动不止。
　　在中国共产党建党96年之际，今日女报/凤网特邀湖南知名作家、长篇报告文学《青春·缪伯英》作者——王杏芳撰写此文，在历史的长卷里，截取一节，描述了中共第一个女党员缪伯英与丈夫何孟雄的爱情故事。也展现了在那白色恐怖的岁月里红心跃动的力量与激情。
　　
追求光明
　　长沙火车站站台上，一个穿着灰布长衫的父亲，将自己在日本留学时带回的一面蓝色闹钟递到女儿手里，郑重道：“玉桃，你是我的女儿，却有男儿般的豪气。今日赴京求学，请将此钟带去陪你左右，爱时惜时。无论身处何地，都需向着光明的路上走。”
　　这位扎着两条长辫，被父亲昵称为玉桃的姑娘，大名缪伯英。
　　列车员吹响了哨子，伯英怀揣蓝色闹钟，一步三回头登上列车。
　　这是1919年秋季。中华大地，正风云变幻。
　　当列车驶出长沙火车站，秀美的湖湘大地在窗外一闪而逝。
　　不几日，石驸马大街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门口，伯英等来了接她的杨开慧。
　　这时的北京，阳光甚好。豆腐池胡同9号一块挂着“板仓杨宅”的院子里，开慧的母亲向振熙已早早地候着她俩。
　　伯英扑进向振熙的怀里，如见到母亲般高兴。一阵寒暄过后，伯英问道：“我家昌济叔呢?”
　　向振熙对着南房一努嘴：“在那。有几个学生来了，又在谈时事呢!”
　　“我最喜欢昌济叔叔这样，不为书斋所囿，心怀天下。真正的读书人应如此。”缪伯英接过杨开慧端来的茶。
　　“平民都囚在统治者和资本家的铁锁之下，太不合理，必须改造。”南房的门没有合上，里面传出一个年轻的湖南口音。
　　“孟雄，你觉得应如何改造呢?”杨昌济说。
　　“我们可以根据勤工俭学的宗旨，于通都大邑的地方，组织一个模范公司作为青年们共同生活的大本营。无论什么人，可以去做工，一面做工，一面读书，工作学习兼可。这样既可以使青年自食其力，取得自由，又可开始改造社会的运动，使智识阶级变为劳动阶级，劳动阶级变为智识阶级，具互助思想，改良现在社会上物质之现象。”叫何孟雄的男生声音沉稳有力。他继续说道：“日本的武者小路实笃，在九州办了个‘第一新村’，我们不妨借鉴一下，建一个中国的新村……”
　　“非常好!”又一个湖南口音带头鼓起掌来。杨昌济问道：“润之，你觉得好在哪里呢?”
　　说话的原来也是来自湖南的毛泽东。见老师问及，毛泽东大声道：“好在以这种大团体大联合的方式，逐步扩大，推行到全国，就可以改造整个中国;推行到全世界，就可以实现世界大同。”
　　“毛润之!”院墙外一声大呼，进来一位面部轮廓分明、短发浓密的高个子青年，他的左眉心上还有一粒显眼的黑痣。
　　来人叫邓中夏，他恭敬地朝向振熙行了一个礼，大踏步往传来毛泽东回应的南房走去。
　　伯英悄悄对向振熙道：“婶婶，我能进去听听吗?”
　　向振熙眼神充满鼓励：“能!进去吧，你昌济叔就喜欢有见识又勇敢的女孩子!”
　　见刚进来的邓中夏背后竟然还立着一位漂亮女学生，好几个男生的眼睛都被胶着了。伯英大方地冲他们笑笑，嘴里喊着“昌济叔”，径直朝杨昌济走去。
　　杨昌济突见伯英，十分开心，问了几句她父亲缪芸可的情况后，便牵着她的手对着学生们道：“来来来，我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位女才子缪伯英，今年，她以全长沙地区考分第一的佳绩，考入了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
　　“你就是缪伯英?!”毛泽东站到缪伯英面前，由衷道：“开慧不止一次在我面前提起过你们小时的趣事，她说你们那块都叫你为‘桃哥’。不错，与我一样，从小就不服输，有反抗意识!现时的中国就需要你这种敢于硬碰硬的精神!”
　　缪伯英说：“毛润之，虽说我们没有见过面，但我早就知道你。你们在长沙刘家台子发起成立新民学会，我们湖南第一女子师范学校的女生们都特别激动，觉得湖南的年轻人就应该像你们一样志存高远，敢为天下之先。我尤其对你倡导的青年学生赴法勤工俭学感兴趣。”
　　毛泽东饶有兴趣地望着她，问道：“为什么呢?”
　　“因为，若要改造中国，必定要寻求大本大源，而求大本大源之道，不能只囿于身处的小圈子，也不能只囿于书本，一定要开辟更多途径，以此获得更广阔的视野!”缪伯英的见解让毛泽东非常敬佩，他不由真地竖起大拇指对着伯英道：“巾帼不让须眉!缪伯英，不，桃哥，你思想的深度会令许多男子自愧弗如。”
　　毛泽东的一声“桃哥”让在场的人都忍不住笑了起来，其中，一位戴着眼镜的清秀男生走上前来，向缪伯英伸出手去：“你好，缪伯英!我叫何孟雄，也是湖南人。”
　　缪伯英想接住何孟雄伸过来的手，半路却又缩了回去，她双手交叉垂在青色学生裙上，笑容腼腆：“你好!”
　　“我在北京大学做旁听生，离你们那个女子高等师范学校不远，到时我带你各处逛逛。我对这里熟，我比你早来一年……”何孟雄热情地说着，英俊硬朗、健康阳光的脸上，有双男生中少见的大眼。
　　伯英不敢与他的目光对视。许多陌生青年在这里，刚满20岁的缪伯英有点害羞。
　　“来北京之前，我和润之本是想去法国勤工俭学的。我们20来个人从长沙一起乘船转途武昌北上，坐车到河南郾城又碰上水灾，只得一路步行到了北京。”
　　何孟雄兴致勃勃地说着：“但到了北京以后，我与润之就改变了主意，决定留在国内勤工俭学，觉得唯有如此方能实现自身的救国理想与抱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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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孟雄忘情地诉说，众人都已悄悄离房，两人浑然不觉。待到发现屋内只剩他俩时，孟雄才不好意思打住话头。
　　“什么时候走的?”何孟雄环顾四周，下意识问道。
　　“我也不知道。”缪伯英也条件反射般回答。
　　两人看着对方的痴样，联想到自己，不由又害羞又激动又腼腆，一时陷入沉默状态。
　　
中国第一个女共产党员
　　一段时间来，李大钊的心情颇不平静。
　　中国共产党北京小组自筹建始到召开第一次会议，一切看上去都很顺利，天时地利人也和，但很快有了麻烦。在不久前举行的第二次会议上，裂缝开始出现。这主要来源于李大钊争取的那几个无政府主义者。
　　令李大钊最终失望的还在于无政府主义者竟然从骨子里不认同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专政思想。
　　道不同，不相为谋。
　　在一系列矛盾发生以后，六个无政府主义者最后集体退出了北京共产主义小组。
　　1920年10月的一天，在亢慕义斋外间的阅览室里，许多学生在埋头苦读。室内一角坐着缪伯英，她手里捧着一本白报纸印刷的平装小册子。这是马克思与恩格斯合著的《共产党宣言》，封面印有水红色的马克思的微侧半身肖像。
　　其中的好多内容伯英都能背出来了，因为她翻来覆去看过多遍，看得爱不释手。
　　何孟雄一眼在阅读的人群中瞥见了她，但没与她打招呼，只是静望着她痴迷于书本的可爱模样。
　　何孟雄、邓中夏、高君宇依次走进李大钊的办公室。
　　情感的潮水忽然间就濡湿了李大钊的眼睛。这群亲爱的学生，绝对会是他坚定的拥护者啊。不论何时何地，他们都会站在他的身后，如一堵墙壁，一堵铜墙铁壁。
　　连续多日的失眠和思虑，让李大钊的声音略显沙哑。他毫无隐瞒地向何孟雄他们讲述共产国际维金斯基的来访及如何开始建党的事情，讲述无政府主义者最初的同意参与及最后的集体退出……末了，他告诉他们，鉴于他们对共产主义思想的坚定信仰，他将发展他们加入北京共产主义小组。
　　三人没有丝毫犹豫就答应了李大钊的邀请，他们面容严峻，表情坚毅。
　　加入一个前途未卜的新生组织，在严酷的现实背景下，它意味着更多的奉献，意味着更多的牺牲，意味着从此以后个人命运将与壮丽的共产主义事业紧密相连。
　　正在此时，门被推开了，伯英浅笑着在半开的门缝间调皮地望着大家。
　　见大家一脸庄重，她吐了吐舌头准备退出，却被李大钊叫住了，“伯英留下，你也是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的成员，今天我与他们开会讨论的内容，你也有知道的必要。”
　　何孟雄立即明白了李大钊的意思，心里有惊喜也有不安。惊喜的是在李大钊眼里，伯英也成了发展的对象;不安在于，伯英是个女子，潜意识里他不愿她过担惊受怕的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