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七十二岁后，父亲重新做回了孩子。
“1+1等于几?”，“2!”;
“2+2等于几?”，“4!”;
“4+4呢?”，“5?”。
父亲脸上，有些茫然，有些犹疑。
“来，我们先迈左脚!”
“来，右脚抬起来，再抬高一点，要使点劲哦!”
“嗯，今天走得不错，要表扬哦!”
父亲脸上，有点害羞，有点骄傲。
每天，在医院住院部里，我们一遍遍重复着这些训练，间或惊喜，间或失望。不知道，四十年前，父亲教我说话和学步时，是否也是这样的心情。
02我是父亲一手带大的。小时候，母亲在湖南，父亲带着我和大姐在陕北，他在一所中学当老师。这样的日子，整整持续了十年。
很难说他是个称职的父亲。
他粗心。多少年他也没搞清楚过我到底是哪一天生日，以至于我10岁以前关于生日的记忆完全为零。他性急。有一回，大姐跟他顶起嘴来，吵了几句。他一生气，将手里的碗照着大姐就砸过去，幸好大姐躲开了。他抠门。有一年，我被评为县三好学生。开表彰会时，我因为头上闹虱子剃了个光头，觉得难为情，央求他给我买顶帽子。他从箱底翻出一顶十几年前他戴过的完全变成土黄色的旧军帽。我万般不情愿地戴着这顶帽子上台领奖，台上台下的人全哄堂大笑，我羞得领了奖赶紧往下跑。
但他绝对是个称职的老师。
他看重每一个学生。他教数学，必要时也教物理、化学，有时候还兼音乐、体育。为上好课，他下很大的功夫，参考书一摞一摞的。他带的班，升学率在整个延安市名列前茅，他也年年被评为优秀教师。
他多才多艺，长得也帅，在学生中有很多“粉丝”。他擅长吹笛子，和两个留在当地的知青老师，一个拉二胡的、一个拉小提琴的，经常在一起搞小音乐会。他爱下象棋，拿过好几次象棋比赛的县冠军。他体育好，大冷的陕北冬天早上，他带着学生练长跑。
那个时候，父亲是我的偶像。
03父亲四十岁那年，为解决两地分居问题，终于调回了他的籍贯所在地，湖南的一个偏远小县城。在陕西生活了大半辈子，突然调回湖南，父亲表现出了明显的不适应，就像他那口陕西话与当地的湖南土话那样格格不入。
工作不如意，加上生活上的压力，父亲的脾气越来越大。我作为家里唯一的男孩，又生性顽皮，挨打是常有的事。渐渐地，我变得无比地恨他，想着以后考大学了就再也不见他了。
但挨打的日子突然结束了。十五岁那年，因为一件琐事，他习惯性地伸出手来要打我，没想到我一下把他凌空而来的手架住。他抽了几下，没抽动，脸涨得通红，瞪着我。我也回瞪着他，毫无畏惧。他看了我一阵，无力地把手放了下来。然后，自己带上门出去了。我看着他的背影，忽然觉得他又瘦又小。
记忆中，父亲就是从那一刻开始衰老起来的。从此以后，他再也没打过我。
一年后，我高考填志愿。他听人说军校发工资、算工龄、包分配，于是就替我选了军校。当时株洲有个331厂，搞航空发动机的，同时还生产一种“南方125”摩托，在湖南卖得挺火。父亲划掉了我自己选填的“计算机”专业，让我填了“发动机工程”专业，他的理由是，毕业了可以分到331厂去工作。等通知书来了，专业前面多了两个字：火箭。他傻眼了!等我到学校报到才知道，这是当时全校最冷门的专业之一。
从此以后，我有事再也不找他商量。
04大学毕业，我直升研究生。那时家里没有电话，通知书寄到父亲单位，他顶着暑热，转了好几趟车赶回家，来告诉我这个我早已知道的消息。转车途中，还不忘买一大堆鸡鸭鱼肉。他亲自下厨做了一大桌菜，然后把藏了很久的一瓶“杜康”酒打开，拉我与他一起对饮。几杯酒下去，他的话匣子打开了。他为我读研而自豪，也为自己当年的急躁而追悔。在他时而高兴、时而神伤的讲述中，我第一次走入了他生命中青青如柳色的年代：
父亲是家里的长子。奶奶是解放前的童养媳，比爷爷大三岁，大字不识，生了父亲和大叔后，留在湖南老家侍养公婆。而出去上了大学、当了军官的爷爷，在进了西安城之后，果断把奶奶休了，四岁多的父亲被判归爷爷抚养。很快，父亲有了后妈，接着又有了两个弟弟一个妹妹。在这样的家庭里，他显然是多余的。他很小就开始住校，平时上课还好，一到了周末，他就一个人常常坐在操场上发呆。他从小极要强，有时候家里没有及时给他生活费，他就自己捡破烂、打小工，反正绝不主动开口。这样的成长环境，使他的性格倔强、节俭、急躁、自闭。
但父亲很聪明，也很勤奋。高中时，他是西安市的数学竞赛第一名、物理竞赛第二名，很早就作着报考清华大学的准备。后因出身原因，父亲满怀委屈地进了当地一所小中专。父亲一定也曾与命运抗争过。“文革”结束，刚刚恢复研究生教育的时候，父亲就直接报考了清华大学的研究生。可通知书寄来时，他却不得不放弃。因为那时候我们姐弟几个相继出生，家里的负担越来越重，母亲坚决不同意他去上学，她无法一手抚养四个孩子。父亲没有争辩，默默收起了他的通知书，安安心心地继续当中学老师。从此，命运再也没给过他机会。
那个下午，那瓶杜康，被我们喝得一滴不剩，父亲酩酊大醉。原来我的身上，承载着他那么多的过往，寄托着他那么多的希望。我的大学、我的研究生，都已经是他今生再也不能实现的梦想。
我忽然深深地理解了父亲，多年来积攒下来的怨恨、不满，烟消云散。
05三十岁，父亲有了我。我三十岁时，也做了父亲。
那次回家过年，全家围在一起聊天。老妹忽然扭头问我：“刚才你从外面进来，听你的咳嗽声怎么那么像老爸!”
我忽然意识到，何止是咳嗽声，在我和父亲之间，相似的东西实在是太多太多。
比如职业。懂事以后，目睹了父亲当老师的卑微与不易，我发誓今后决不当老师。高考十二个志愿，一个师范类的学校也没填。可是，本科硕士博士，一路读下来，终于，还是当了老师，而且一晃，快二十年了。
比如性格。刚进大学时，从湖南农村考出来，口语和听力基础基本为零的我，英语只考了50分，在班上垫底。一年多的时间，我背完了一本英汉字典、啃完了大部头的《Gone with the wind》、听坏了两台录音机，硬是追到了班上的最前面。。
比如爱好。父亲对于数理化的热爱，无一例外地传承给了我，这些课程从中学开始就没让我感到过吃力。我九岁时父亲亲手给我做的那支竹笛，我至今仍然保留着，在拉练途中、在舞台上，我都用它表演过，它为我打开了一个美妙的音乐殿堂。
而最让我感慨的，是当年父亲为我误打误撞选定的专业。二十多年，我亲身经历了中国航天发展从低谷到回升的过程，而今天，它已成了全国最热门的专业之一，也成了我此生最热爱的专业。当我亲手放飞第一颗我们做的卫星，当卫星的信号第一次清晰地传回来的时候，热泪盈眶中，我想着：“这里面，有父亲的一份功劳!”
06退休之后，父亲住回了乡下。
一天早上，母亲忽然打我电话，带着哭腔说：“你父亲很不好，但他不愿意过来看病。你好好劝劝他!”我在电话里冲父亲发火，然后赶紧把他接过来。我从车上把他扶下来的时候，才发现他的体重变得如此之轻，眼神很茫然，瑟缩着像个无助的孩子。
接下来，父亲在长沙的几个著名医院之间轮换着。医院给不出确凿的诊断意见，就不断尝试着各种治疗方案。两个月，CT做了8次、MRI做了6次、脊穿6次、抽血20余次……到最后，他的手上已经找不到可以扎针的地方，就只能从颈部扎进去。一遍遍折腾，而父亲的状态，每况愈下。
端午节，父亲的精神难得不错，我陪他在病房里看电视，直播赛龙舟。他看着几支队伍争先恐后地奋力划桨，高兴得笑出了声。
我忽然想起，父亲特别喜欢看的一部很老的黑白电影《祖国的花朵》。影片快结束时，一群少先队员在公园的人工湖上划着船，兴高采烈地唱着歌：“让我们荡起双桨，小船儿推开波浪……”每到这幕，父亲总是微笑着，忘情地低声和唱。在那歌声里，藏着他的过往：父亲也曾划着双桨在湖上荡漾，那湖水也曾倒映过他年轻的面容，那湖面上也曾飘荡过他年轻的笑声。
是谁说过的，真正优秀的父母，都是孩子生命里不动声色的摆渡人。他们无声无息地划动船桨，把我们送到自己想去的地方，看我们上岸，大步流星地向前走，不牵挂，不回头。
可有一天，父亲的双桨再也划不动了。我拼尽全力地修补，泪流满面，只为有一天，我也可以摇起桨，载着他，一下一下划回我们的过去，并陪他再次唱起那首歌：“让我们荡起双桨，小船儿推开波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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