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研究高考和中国人才选拔机制的著名学者，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院长刘海峰也是1977年恢复高考后的第一批大学生——学界和媒体称他为“高考制度旗帜鲜明的捍卫者”。
如今，社会上出现了不少认为高考“助长应试教育风气”、“造成区域不公”等的批评之声。但刘海峰觉得，古往今来的实践一再证明，实行考试制度有其弊病，但废止考试制度必将造成更大的祸害，“1966年高考被废除，大家痛定思痛后才发现，其实中国社会还是离不开高考”。
最让刘海峰害怕的是高考被颠覆后，诚信体系没有建立的中国又缺失了刚性的机制把关，加之自古以来就是人情社会的因素，导致人才选拔变得混乱无序，社会竞争从才学、知识的竞争演变成为家长的金钱关系、活动能量的恶性竞争，“这对国家和民族将是灾难性的”。
这种担心并非没有因由。“文革”中的推荐为“走后门”大开方便之门，即便是现在高校招生的推荐保送生，在某些地区也变味为“送官不送民”，以致后来规定保送生必须参加教育部考试中心统一命题的综合考试，以甄别保送生的优劣。
当然，40年过去，围绕高考的各方面都发生了很大变化。刘海峰认为，高考也要变革，也要与时俱进，但他始终坚持高考必须要以刚性的机制和指标为主导，辅之以多元的考核。
“每当我看到一些中学生被应试课业压得没有欢乐，就觉得高考制度非改革不可;但每当我看到一些人为了子女加分而弄虚作假，就觉得高考制度非坚持不可。”在刘海峰看来，高考的核心就是公平竞争、择优录取的机制，“这个是不能变的”。
在刘海峰看来，高考是最适合中国国情的人才选拔制度，它的利远大于弊。对待高考，既要考虑科学性，还要考虑可行性，“现实生活中很难有最完美的制度，只有最合适的。理论正确的不一定可行，只有实际可行的才是有效的。”
“两次高考”的设想
在刘海峰的设想中，当中国经济发展到“城乡差距很小的时候”，可以有两次高考，“一次就是像现在的统一高考选拔，一次是高校单独的考试。以统一考试成绩作为基本切线，对新生的文化素质有个基本掌握。之后，大学通过单独命题或面试的方式，来考察学生的特色和能力。统一考试和各校单考成绩的复合式两次考试录取模式，比较适合。”但他也坦言，实行此制度需要有一定的条件，“首先经济成本会很高，你让湖南农村的学生去北京参加一个甚至几个高校的自主考试，应考的费用对于这个家庭来说就是一笔不小的开支”。
社会学家方向新： 恢复高考对女性意义重大
1977年，21岁的方向新考上复旦大学经济系，毕业后进入湖南省社会科学院从事科研工作至今。谈及40年前改变命运的那次高考，已是湖南省社会学学会常务副会长、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的他感触颇深。
“恢复高考之前，人才的选拔标准很乱。‘白卷英雄’张铁生当年就是凭借‘一份发人深省的答卷’和手上的老茧上了大学。”方向新至今仍对这种并不公平的人才选拔制度耿耿于怀，“1977年恢复高考之前，整个国家的教育体系都不正常”。
恢复高考的第一年，包括方向新在内的27万多名考生考上大学。方向新说，这是“知识改变命运的切身体验”，“这些通过公平竞争的方式考出来的大学生形成了榜样效应，构建了整个社会良好的风气，极大地激发了年青一代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
当时学生们的课开得很多，各种各样的书也看得很多。在方向新看来，经历过文化教育的断层后，他们这批来自于农场、工厂等最底层社会单元的大学生们求知欲望非常强烈，“在国家和时代的转折点面前，我们真真切切觉得个人的命运与国家、民族的命运是紧密相连的。大家都有很强的社会责任感”。
母亲所受的教育会影响整个家庭 “恢复高考，对于女性来说意义更为重大。”方向新认为，公平竞争的高考，让女性有了更多的接受良好教育的机会，对于女性阶层上升意义重大，也极大促进了中国社会的男女平等。而且，一位受过良好教育的母亲，对于家庭和下一代会有积极影响，“更有利于整个民族和国家的素质提升”。
社会学家李斌：高考让女性“向上”的机会增多
在社会学家、中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院长李斌的学术视野中，高考作为我国规模最大、影响最广的国家教育考试，具有明显的社会分层功能，“对个人而言，高考是改变命运、提高社会地位的有效途径;对社会来说，高考是国家选拔人才的最为公平公正的手段”。
李斌表示，在1977年恢复高考之前，人们往社会上层流动的机会非常少。对于女性来说，这种机会更是微乎其微。而高考，给了女性一个公平上升发展的机会。
《中国教育事业统计年鉴》的资料显示，从1978年第一批通过公平竞争的大学生入学开始，几十年来，女性接受高等教育的人数有了长足的增长。据统计，女生在全部录取学生中的比例，在1999年为40%，2007年达到53%，2013年则达到55%。
这个数据让1979年参加高考的李斌感到很欣慰。当年考上武冈师范的李斌记得，他所在的79级有10个班，“只有10个女孩子，分布在两个班，而78级一个女孩子都没有，这说明当时女性教育是不被重视的。”
李斌认为，目前我国接受高等教育的女性比例稳步增加，是因为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也得益于实行统一高考择优录取的制度。
别让“寒门难出贵子”
李斌表示，有研究表明，在国家重点高校，具有较强的文化资本、经济资本和社会资本的强势社会阶层的子女占有较大份额，而农村学生和弱势阶层的子女所占份额逐渐减少。在李斌看来，如今已经出现的“出身越底层，上的学校越差，找的工作越差”的现象一旦成为常态，就会进一步加剧不同社会阶层之间的鸿沟。如果不能未雨绸缪地进行改革创新，教育以及高考促进纵向社会流动的功能就会大打折扣，并且会损伤一个社会的生机与活力。“要围绕如何促进教育公平，如何发现人才、重用人才来展开高考改革。”李斌说。
编后
不知不觉中，高考已走过整整40年。40年来，高考能够成为整个国家一年一度的盛大社会活动，高考改革能够成为举国上下人人关注的政治，都是因为中国高考所承载的打通阶层壁垒、推动国家转型、刷新教育理念等重担至今仍然在肩。
40年时光飞逝，看着今天全国为高考谋划、全城为考点避让、全家为考生服务，再想起父辈当年在寒风中瑟缩着填下答案的场景，总能真切感受到时代的进步——从标准化到日益重视个性化，从等待定向分配到鼓励自主创业，从知识立意到能力立意再到综合素养立意，高考改革一直在试图与国家需要和社会结构的变化同频呼吸。
时代向前，人心亦向前。关注高考的目光依然热烈，但年轻一代的内心也已更加宽广坚强：这是一个开放的时代，也是一个包容的时代，他们享受拼搏的过程，相信大学生活会是无法替代的体验;但人生如同一座大厦，能达到顶端的道路有很多条——但求以努力致意无悔青春，但求以坚持铺就多彩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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