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张业精打来电话的时候，张效雄正在他所“蹲点”的汨罗江农场七分场里。当听到电话那头的父亲说起国家已经宣布恢复高考的消息时，张效雄竟呆了半晌。
　　这是1977年初冬的早晨，湿冷的雾气还未从洞庭湖畔的田畴沟汊间散尽，但张效雄觉得“心里亮堂堂的”。
　　
“得不到指标”的“工农兵大学生”时代
　　彼时，张效雄21岁。高中毕业后，他已经在农场干了5年。这5年里，张效雄当过知青，做过代课教师，下分场当过包队干部……大部分时间里，张效雄都在田间地头忙活——种水稻，栽棉花，搞“双抢”，出工收工两头黑，遇到农忙还要赶夜工。
　　张家有四兄妹，除了老大张效雄，二弟张跃雄和三妹张雄飞也都已经高中毕业。跟大哥一样，张跃雄和张雄飞也在农场劳动。尽管同样苦得难以言表，但因为得不到指标，三妹张雄飞连到汨罗纺织厂当工人都不行。
　　“得不到指标”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成为众多中国人的痛处。那时候，口粮、布票供应有指标，招工、招兵、升学、提干也有指标，甚至连批判坏人都有指标。
　　想上大学，自然也要有指标。1966年，已经延续了14年的高考被废止，紧接着，高校招生工作停止。到了1970年，高校招生终于恢复，但高考并未恢复。而“白卷英雄”张铁生的出现，更是影响了整个中国大学的招生路线：高校招生随之进入“工农兵大学生”时代——当时的高校并不招收应届高中毕业生，而是招有“两至三年以上实践经验的优秀工农兵，一般应有相当于初中以上文化程度”;执行“十六字招生办法”：自愿报名、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复审。
　　这种推荐制度是中国近代教育史上的一次尝试。但是，由于上大学的名额直接下到基层，很快便有人掌握了其中的“窍门”，让群众推荐制形同虚设，“开后门”反倒成为风气。据教育部考试中心原主任杨学为在《中国考试通史》一书中记述，1972年，清华大学招生2000人，事后发现“走后门”的就有242人。有基层干部把自己和亲戚好友的孩子轮流排队，有的指标竟排到了1980年。
　　作为老派知识分子，张效雄的父母一直相信知识与文化的力量。虽然农场岁月如漫漫长夜，子女们的大学梦更是遥遥无期，但父母坚定地认为，兄妹几个必然要抵达“上大学”这个人生座标。
　　
冲刺两星期，张家三兄妹同上考场
　　恢复高考的消息一公布，便如一声惊雷，唤醒了千万个如张效雄一般的中国青年沉睡已久的大学梦。
　　“二弟和三妹听说要高考了，索性把工辞了。我们三个跑到农场招生办领了准考证，拿在手里翻来覆去地看，视若珍宝。”张效雄告诉今日女报/凤网记者。
　　细细算了算日子，那时离考试已不到两个星期，张效雄的父母决心帮孩子们“突击应考”，便把三兄妹关在家里“填鸭式”复习。“我是干部，按规定应回十多公里外的分场继续‘蹲点’，但父母豁出去了，直接把我的自行车锁上了。”
　　因为这事，张效雄被当作“不安心农村”、“不守纪律”的典型，在农场的三级干部大会上被点名批评。
　　做教育工作的父母不知通过什么渠道，弄到了些模拟题，“逼着我们漫无边际地读书演算。他们还临时抱佛脚，请了农场里几个优秀的中学老师给我们答题解难”。张效雄告诉记者，那段时间，兄妹三人都是黑白颠倒，迷迷糊糊地猜题背题、写模拟作文，“好在母亲每天给我们做好吃的，晚上还有夜宵”。
　　张效雄至今记得，1977年12月17日，那一年的洞庭湖畔特别冷，但在他们三兄妹的心里，这却是个阳光灿烂的日子。
　　三个人走进了考场，张效雄报考文科，弟弟报考理科，妹妹是应届生，也是报的理科。
　　
作文题是“心中有话向党说”
　　考场设在张效雄就读过的农场一中(现更名“屈原中学”——编者注)。场内监考员缓缓踱步，只听得到考生翻动试卷和作答时的细微响动。场外有民警把守，北风从缺了玻璃的窗户吹进来，寒气逼人。
　　第一门考的是语文。第一道题是看拼音写汉字，拼音表述的是一段毛泽东语录：“我们的目的一定要达到，我们的目的一定能够达到。”“好在我的汉语拼音学得好，这个分数就算到手了。”张效雄一下有了底气。
　　但妹妹张雄飞就没这么轻松了。她告诉今日女报/凤网记者，当年她没有学过汉语拼音，看到这题，一下就蒙了。
　　好在，张雄飞认识“我们”和“一”的拼音，而这个活泼机灵的女孩儿因为爱好文艺而参加过“文化大革命文艺宣传队”，背诵语录正是宣传队员的看家本领之一。于是，张雄飞便猜出了题目的答案。
　　作文题则是“心中有话向党说”。“这个题和我们之前看过的《当我走进考场的时候》有异曲同工之妙，有了准备，写起来便不难。”张效雄说，接下来的政治考试并不是他的强项，“估计最多是及格的水准”。而轮到考历史和地理时，张效雄“信心又足了”：“历史考了林则徐与鸦片战争，地理考了京广线、湘黔线等等，都是以前复习过的。”
　　两天后，语文、数学、历史、地理四门课考完，回到家中，三兄妹连答案都不敢对，只顾埋头吃饭，“表面上显得比较轻松，其实心里也没有底”。张效雄说，父母居然也忍住了，并未多问。
　　
“寒门”考出三“贵子”
　　不久后，兄妹三人都接到了参加体检的通知。按照当时的规定，四门科目每门平均分过了40分，就有参加体检的资格，“这相当于后来的‘最低分数线’。” 张效雄说。
　　结果，张效雄的四科总成绩290分，平均每科72.5分，这在当年的考生中算是很高的分数了。那一年，张效雄以第一志愿被湘潭大学录取，妹妹张雄飞被湖南农学院录取，而弟弟张跃雄以几分之差落选。
　　张效雄告诉今日女报/凤网记者：“弟弟送我去湘潭读书，在校园里，他说回去要努力复习，争取也和我一样考进湘潭大学。”结果，奋起直追的张跃雄在1978年的高考中以第一志愿高分被湖南大学录取。
　　一家出了三个大学生，整个农场都轰动了，父亲张业精和母亲胡凤英也成了当地有名的新闻人物。张效雄则告诉记者，当年几百万参加高考的考生里，有许多是兄弟姐妹同考、夫妻同考甚至父子同考，“像我们家这样兄弟姐妹同考都被录取的不在少数”。
　　张效雄当代课老师时，曾教过一名叫许进超的学生数学。有意思的是，1977年，张跃雄与16岁的许进超同时考入湘潭大学，许进超后来成为世界顶尖的数学家。与张效雄同寝室的同学、现为中科院院士的袁亚湘一直打趣张效雄，说张效雄“应该在名片上印上一个头衔——‘世界著名数学家的数学老师’。”
　　
“象牙塔”里萌芽的情愫
　　读大学时，张效雄认识了后来成为他妻子的同学聂朝霞。
　　“我是中文系的，她是哲学系的，那时我们经常在一起上大课，但一直到大四我们才认识。”张效雄告诉今日女报/凤网记者，他跟妻子的相识，是因为两人在图书馆一前一后借了同一本书。
　　“我先借了那本书，读的时候，我有用卡片做读书笔记的习惯，书读完了之后，做的一叠卡片忘记拿出来了，直接还到了图书馆。”张效雄说，聂朝霞之后也去图书馆借了这本书，发现了这些卡片，有心的她把这些卡片用寄信的方式寄还了过来，这段因读书而起的美妙缘分便成为了两人一生美好感情的开端，这个细节也被张效雄后来写进他的长篇小说《风起》里。
　　大学毕业后，张效雄与聂朝霞喜结连理。而三妹张雄飞的丈夫，也是她的大学同班同学。“他大我两岁，是班上学习成绩最好的，而且非常讲礼貌。”张雄飞告诉记者，当时两人只是相互有好感，毕业之后才确定恋爱关系并结婚成家。
　　“我们班上总共只有6名女同学，但是同班同学之间就成了3对夫妻。”张雄飞说，二哥张跃雄的妻子也跟哥哥一样，是78级大学生。
　　张效雄告诉记者，因为有着共同的命运，加上相近的理想和志趣，“新三届”大学生中同学结为夫妻的很多。
　　
知识改变家族命运
　　在张效雄看来，他和他的弟弟妹妹们，乃至“新三届”这一代人是幸运的，因为赶上了好时代，进而改变了一生——“在全社会都丢荒了知识的岁月里，知识却一直在悄悄滋养着我们这些困苦的孩子们。”
　　毕业后，张效雄被分配到湖南日报社工作，后来成为湖南日报报业集团副总经理;二弟张跃雄从湖南大学毕业后，现为湖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专家服务中心主任;三妹张雄飞从湖南农学院毕业后，一直在长沙市农业局工作，现为长沙农委副调研员。
　　在张效雄心中，当年恢复高考，最大的意义在于改变了中国不正常的教育秩序和人才选拔机制，“让我们能用所渴望的方式，改变生活”。思忖了一秒，他又补充上一句：
　　“用一种公平公正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