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10月，恢复高考的消息传到金山茶场的时候，高中毕业的张苹英已经在这里当了一年多知青。
　　听到消息，张苹英立马报名参加高考，并成为当年茶场知青中仅有的两名大学生之一。
　　40年后，已是全国人大代表、吉首大学国际教育学院教授的张苹英，为我们讲述了属于她的1977。
　　
渴望高考改变命运：“最公平直接的出路”
　　对于知青生活，张苹英的感情是矛盾的。她怀念当年那些纯真的同伴和质朴善良的农民，但似乎永远如影随形的饥饿以及因远离家庭和亲人而缺失的安全感，包括命运被他人操控的无助感，是当时的张苹英极其渴望通过高考改变现状的重要原因。
　　张苹英认识一名女知青。下放到生产队后，这名女知青被大队干部的儿子看中，但她死活不同意，大队干部因此阻挠她回城，招干、招工、考学都不批准，重活脏活苦活全分派给她。她一直等到最后一批知青因为政策统一回城时才得以离开农村，但精神也因此极度脆弱，在恍恍惚惚中度过了余生。为此，张苹英后怕，但也庆幸：“幸好马上恢复高考了，高考可以说是当年最直接、最公平的一条出路!”
　　距离高考之前的短短一个多月时间里，张苹英四处借高中课本，复习应考。好心的茶场老书记准许参加高考的知青上午出工，下午复习功课，但劳动了一上午的知青们拿起课本后没一会儿就疲倦地趴在桌子上睡着了。
　　“这个时候，茶场老书记走过来，拿着长烟袋杆生气地一个个敲脑壳，大声吼道：‘给你们时间你们不好好复习，是不是想明天出全日工?’”张苹英告诉今日女报/凤网记者，那一个多月正值寒冬，湘西山区的茶场夜晚寒气入骨，她与伙伴们围成一圈坐在火塘边复习，前面双脚烤得全是一团团的火疤印，后面屁股却冷得长了一个个大冻疮。
　　考完之后，张苹英收到了吉首大学外语系的录取通知书，同时参加高考的十多名茶场知青，只有她和另一个人考上了。
　　
上了大学，反倒要“从头开始”
　　1978年3月，18岁的张苹英走进了吉首大学。这时，张苹英才知道她是班上年纪最小的学生之一，年龄最大的同学已经26岁了，好些同学来自长沙、株洲等大城市。在开学见面会上，同学们一个个说着流利的英语，唯有自己只会简单地自我介绍。
　　“当时我非常自卑，急得想要退学。”情急之下，张苹英找到外语系主任高老师，高老师轻声细语地安慰她：“不要急嘛，其实大家的基础都是一样的，你们以前学的英语都不标准，在大学里从26个字母的发音重新开始学习。”
　　高老师说的是实情。张苹英的高中英语老师原本学的是俄文，英语的发音、语法等确实不规范。在高老师的劝说下，张苹英总算决定留在吉首大学继续学习。
　　这一留，便是四十年。
　　从成为吉首大学学生到毕业后留校任教，再到担任外国语学院院长和国际交流学院院长，到最后当选全国人大代表，张苹英的大半辈子都没有离开过吉首大学。回忆四十年的吉首大学生活，年近六旬的张苹英格外怀念自己在此求学的最初三年时光。
　　那三年，吉首大学不仅没有图书馆，连英语教材都是老师们自编自刻的油印本。老师们多是北京、上海等高校来的高材生，还有的是经历了下放改造的老知识分子，重归讲台时白发苍苍却精神抖擞，教得格外认真，恨不得把过去十年荒废的时间抢回来，也恨不得把毕生所学全都传授给学生。
　　那三年，外语系两个班四十多名学生，学起来个个都如饥似渴，特别是那些年纪偏大的学生，更是争分夺秒，经常是早上五点起床背单词、练口语。为了抢路灯看书，有人五点起床，就有人四点起床，甚至还有人三点起床，每一个路灯下都站着三四个学生在叽哩呱啦读英语，这也成了吉首大学的一道风景线。
　　张苹英还记得，当时学校只有一部播放机，老师上完课后便退还给播音室管理。有一次，班上有两个男生半夜撬锁溜进播音室听磁带录音，尽管声音放得很轻，但还是被值班老师抓到了，结果被学校处分。
　　在张苹英看来，与自己当时读书时的状态相比，现在的大学教学环境已是非常之好：“如今吉首大学图书馆已有246万册藏书，还有大量的外语光盘，电子图书有102万册。只可惜孩子们很多都是‘低头一族’，上课时也忍不住看手机，以至于老师愿意倾尽所学来教授，还是有不少学生不愿意听。”
　　
盼不再“一考定终身”
　　作为全国人大代表，也作为被高考改变命运的一代人，张苹英特别关注高考制度改革。2015年，国家招考制度改革方案规定外语科目将有两次考试机会，但张苹英认为，这可能会增加学生的负担，“人的本性决定了内心总是期待‘下次会更好’，如果考十次的话，有可能考生就会去考十次，除非得了满分”。今年“两会”上，针对教育部正在编制的“国家英语能力等级考试”方案，张苹英提出以“国家英语能力考试”相应成绩作为英语高考成绩的建议，一是可以避免重复考试，减轻学生负担，二是考试内容统一，更能体现高考的公正公平。
　　张苹英也希望，将来孩子们能不再“一考定终身”，而是渐渐形成综合学生的整个学习阶段的成绩择优录取进大学的教育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