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还写信吗?在这个电话、微信早已取代书信的时代，年轻人或许很难想像，在山高路远、鸿雁传书的年月里，人们会用几天、半月，甚至更长的时间去等待一封书信。“见字如面”、“见信如晤”，这样显得分外美好的书信常用语已经快被遗忘。然而，即使那些被细心书写在纸上的字迹正在变淡，承载它们的纸张也慢慢发黄、变脆，书信以彼此熟悉的文字传达最真挚情感的温度却仍触手可及。
　　5月14日，湖南省妇联响应全国妇联号召，率先启动了“家书抵万金”征集活动，号召大家“晒出往日老家书”和“写下今日新家书”，让不少人开始重拾家书，并感受一笔一划下的情感牵绊。
　　来自株洲市茶陵县的谭安利，就完整保留了1500余封家书。近年来，他已陆续向中国人民大学家书博物馆捐赠近1000封家书。5月17日，谭安利接受了今日女报/凤网记者的专访，讲述了他们这个普通家庭用书信记录下的百年时光。

　　
三封书信，见证母亲和陶铸的革命友谊
　　在洋洋洒洒1500余封书信中，谭安利最看重的是曾任国务院副总理的陶铸写给他母亲谭珊英的亲笔信。在谭安利的记忆中，母亲是一名普通的小学老师，后来通过这些书信，他才知晓看似普通的母亲也有不普通的另一面。
　　1950年春，谭珊英听说在武汉任中南军区政治部主任的陶铸多方打听她的情况后，赶忙给陶铸去信问候，并告知自己的情况。陶铸很快回信，表示“完全可以负责证明”她在福建的革命经历。原来，1930年，谭珊英曾在厦门和陶铸假扮夫妻保护地下党机关，期间亲历了厦门劫狱斗争。假扮夫妻时，他们住的屋子“空荡荡的，除了一张帆布行军床外，别无他物”。谭珊英晚上睡帆布床，陶铸就用席子摊在楼板上睡。他们常常是早餐啃大饼、馒头，中餐、晚餐花两毛钱买一份盖浇饭充饥。但后来，谭珊英从苏联学习归来后，与党组织失去了联系。
　　1950年7月，陶铸又为解决谭珊英的工作问题来信。谭安利告诉今日女报/凤网记者，当时母亲可以选择去银行、机关工作，但她最终还是留在了小学。
　　1957年5月31日，陶铸给谭珊英写信，邀请她去广州见面，“甚表欢迎也。”这年暑假，14岁的谭安利跟随母亲和大哥陈洣加一起去广州见到了陶铸。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谭珊英因陶铸的问题被隔离审查，整整3年无法和家人见面，连通信都断绝。陶铸写给谭珊英的三封书信也被当作“包庇坏人”的罪证材料收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陶铸得以平反昭雪。
　　上世纪70年代末，谭安利代表母亲去北京拜访曾志。1980年底，谭珊英向中共中央组织部去信，要求帮助寻找并归还陶铸写给她的三封信。“妈妈把陶铸当战友也当成是自家的兄长，兄长的亲笔信她一定要寻回。”谭安利说，1981年3月，这三封信完璧归赵。

　　
分别60年，两姐妹靠书信“重聚”
　　谭珊英晚年在三个儿子身边度过，最让她念念不忘的是当年在黄埔军校结拜的“七兄弟”。
　　1926年初冬，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黄埔军校武汉分校第六期)在长沙招生，且破天荒地招收女生。谭珊英改名“谭浩郁”去报考，与谢冰莹等一起被录取，成为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代真正意义的女兵。在军校里，同住一室的姐妹有周铁忠、周有德、谢冰莹、王容箴、谢翔霄、谭珊英、黎树蓉，为了显示作为军人应当具有的刚强，她们结为生死与共的“七兄弟”。1931年，谭珊英在上海做党的地下工作时，为不影响工作，把刚生下的女婴送到了公共育婴堂。谢冰莹得知后，据此写成了小说《抛弃》。
　　为了却妈妈的心愿，谭安利一直留意黄埔女兵“七兄弟”的消息。1985年，谭安利买回了一本谢冰莹的《女兵自传》，在书中看到了魏中天写的《记谢冰莹》的文章，得知谢冰莹去了美国。“母亲得知后，非常兴奋。”谭安利通过谢冰莹的三嫂得知了她在美国旧金山的地址。谢冰莹在1986年6月1日致谭珊英的信中说：“我们该不是在做梦吧?六十年不见了，能收到你的来信，我高兴得流泪了……”在信中，谢冰莹称呼谭珊英为“亲爱的六妹”、“珊英爱妹”，自称“三哥”、“三姊”等。1988年6月6日，谢冰莹来信：“你们千万好好保重，因为我们还要重逢的。”谭珊英也一直期待着这一天的到来，但因为多方面的原因，谢冰莹直到2000年逝世也未能回国，而谭珊英于1992年去世。两姐妹当年一别，就再也没能重逢。
　　
阅读家书，让他更理解父亲
　　家书曾经是中国人对抗分离的强大武器，对谭安利来说也是如此。
　　谭安利11岁时就离家求学，每天都会到学校传达室看有没有自己的信。自小离家的他，对母亲的思念随着日子的增长有增无减。“母亲来信是我最大的精神寄托，也是接受母亲谆谆教诲的机会。”1956年夏天，母亲亲手给他做的衣服不见了，他写信告诉母亲自己“伤心极了”，最后才发现是被某个同学偷拿了。母亲谭珊英在给他的回信中写道：“衣服既然找到了，对那位同学今后只能采取团结教育和改造的方式，决不要过火或用歧视的态度对待他。”
　　在谭安利的印象中，他们一家并没有享受多少团聚时光，书信便成为彼此关怀和思念的寄托。1961年农历春节前，谭珊英给谭安利来信：“本来以为你和哥哥都会回来过年，心中感到好不快慰。谁知你俩都不回来……这又多少使我失望。”那时物质匮乏，家中种的菜也被人偷了，谭安利还是随信收到了母亲亲手做的糯米粑粑，“十二个糖的，卯了红点，八个菜的，共二十个。另外给你附来一点腊鸭蒸盐菜，鸭的味道不错，不过份(分)量不多，给你尝尝”。
　　谭安利的父亲李华柏是国民党军官。因此，谭安利的求学之路非常坎坷。他说，那时甚至对生父都谈不上怨恨，“只是把他看成一个阶级敌人，一个反动军官。”但在一遍遍阅读家书后，他对父亲有了更多的理解，父亲也参加了抗日战争，只不过走了另一条路。
　　上世纪80年代末，父亲曾经的勤务兵带来父亲的大女儿在湖北的消息后，谭安利几乎想都没想，当天晚上就给胞姐写了信：“尽管四十年前我母亲谭珊英正式声明与李华柏脱离家庭关系，我的籍贯也一直确认为茶陵，但血缘方面的关系仍是客观存在的。”后来，他和三个胞姐见了面。“最近一次见面就在2015年，一起吃了饭，热闹了好几天。”谭安利开心地回忆。

　　
见证时代与亲情，珍贵家书抵万金
　　“我搬过几十次家，衣服和行李都扔了不少，但随身物品中总是把这些信藏在最重要的地方。”5月18日，74岁的谭安利告诉今日女报/凤网记者，他是湖南株洲茶陵人，目前和老伴住在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区一套不足60平米的老房子里，与其他家庭不同的是，他们家保存了1500余封家书。
　　谭安利回忆，从11岁离家开始，信几乎成了分散四处的家人唯一的联系方式，即使到上世纪90年代初，家里装了电话，他仍然保持一个月写一封信的频率，“有些不好说出口的话，就写下来”。
　　在如今这个电话、微信、视频盛行的时代，写信这种联系方式，仿佛随着谭安利74岁的年龄一起，正在一点一点老去，那些泛黄的纸张也渐渐被这个日新月异的城市所遗忘。谭安利每个星期会跟在长沙的女儿和外孙视频，“说的只是些日常琐事，很少写信”。他也因此更加珍惜家里的这1500余家书。
　　这些家书记录着这个湖南家庭走过的百年岁月，从7口之家到现在百余人的大家庭，从茶陵到长沙、北京，甚至美国，里面有战火纷飞，有同志友谊，有家长里短，有桑梓情深……字里行间，承载着历史的沉重和岁月的沧桑，记录着几代人成长的足迹，显现他们的喜怒哀乐、悲欢离合。
　　近年来，谭安利已陆续向中国人民大学家书博物馆捐赠了近1000封家书。他自己也将这些家书编撰出版了三本书，其中《安利家书选——五十年亲情血脉浓》于去年8月出版。
　　每当思念家人，谭安利总是反复地整理、阅读这些书信。这些发黄变脆的家书，能让他穿越时光，去感受曾经的苦难和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