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想到把我的经历拍成《笨鸟》后，能在柏林电影节上获奖!”电话那头，带着浓郁湖南益阳口音的黄骥感叹。2月17日，从第67届柏林国际电影节上传来消息，由湖南女导演黄骥与丈夫合作的电影《笨鸟》获得“新生代”竞赛单元“评委会特别奖”。在国际电影节上获奖不是易事，黄骥却用自己的故事打动了世界。从柏林回国后，黄骥接受了今日女报/凤网记者独家采访，首次聊起了她从益阳农村留守女童华丽变身电影人的不凡经历。
　　
村民的遗像，打开了留守姑娘的电影空间
　　记者：听说您是湖南益阳人，从小在农村生活，家里也没有人从事电影或艺术工作，是什么经历让你有了当导演的想法?
　　黄骥：在我生活的农村，老人们去世前都会去拍一张遗像。这个给我的印象特别深刻。对那些生活在山里的人来说，如果他们没有拍这张照片，可能死后就没有人记得他们长什么样子了，像在这个世界上没有存在过一样。从那时起，我对照片所带来的存在感特别感兴趣，也就有了后来当导演拍片的想法。
　　采访黄骥之前，翻阅她的资料，才发现这位“80后”女导演早已经是世界各电影节上的“常客”。她执导的短片《橘子皮的温度》(2010)在柏林国际电影节“新生代”竞赛单元首映，拍摄的首部剧情长片《鸡蛋和石头》(2012年)获得荷兰鹿特丹国际电影节金老虎奖，而《笨鸟》是她的第三部作品。黄骥拍的电影背景都是自己的家乡，主角都是和自己有相同际遇的留守少女。
　　“很多人问我，为什么拍的电影老是与自己有关，其实这与我的成长环境密不可分。”黄骥告诉今日女报/凤网记者，在益阳市安化县芙蓉村出生的她，从小在大山环抱的山村长大，“从我们村去镇上走路要花3个小时，我几乎是在一个与世隔绝的环境里长大”。
　　因为父母都在广东工作，黄骥出生后被亲戚朋友托管着长大。“最有印象的是，有一年春节，爸爸妈妈回来，送我一本外国童话书，书中的主人公去世界各地做着有意思的事。反复读那本书时，我就在好奇外面的世界会是什么样。”黄骥回忆，从那之后，她就在思考着自己的存在，“总想，我的存在到底是什么呢?”
　　作为留守孩子，黄骥内向不多言，她最喜欢做的事就是观察身边人。尔后，黄骥把自己的想法与思念记录在日本记上，“这种安静的爱好，也让我成为只会写文章的孩子”。
　　直到小学毕业全班拍毕业照，黄骥才有了人生中的第一张照片，她也自此发现了影像的神奇。“以前的影像概念就是老乡们的遗像。这次，我看到语文老师在阳台上冲洗照片，在一个盒子里捣弄后，人的影像就出现在相纸上，便对此有了着迷般的喜爱。”
　　高三时，黄骥发现同学有一台相机，她便疯狂地喜欢了这个玩意儿。“我找同学借来相机，自己买胶卷，拍下身边人。后来好多同学来找我买照片，我就一元钱一张给大家拍肖像。”也因这样的经历，黄骥对拍电影有了朦胧的感觉。　　

被称“家庭手工作坊”，电影人生因此丰满
　　记者：你和丈夫大冢合作了多年，很多人说你们像是“家庭手工作坊”，多次夫妻搭挡夺电影奖，这是不是一件很好玩的事?
　　黄骥：我与他从大学二年级相识，并开始合作。他像一位引路人，带领着我走进电影世界。你更想不到，在生活中，他也像导师一样领着我成长。
　　2003年，黄骥考入了北京电影学院。“妈妈是医生，家人起初都反对我报考他们觉得不能赚钱的学校与专业。”黄骥回忆，直到最后，父亲看着执拗的她，才力排众议支持她。
　　回想当时赴京参加艺考时，和同学两人在无座位的火车上熬了近20个小时，黄骥都有些佩服自己的勇敢。
　　黄骥在大二时就开始琢磨如何拍片，也就是在那个时候遇到了她的“王子”。“作为日本留学生，大冢当时在北京电影学院读书。有过拍片经历的他，听到我的拍片想法之后，就决定帮我拍电影，于是就有了《橘子皮的温度》。”这部以黄骥和父亲情感为主线的短片，是在黄骥生长的农村拍摄，拍片资金是黄骥申请的每年6000元的助学贷款，设备是一架最简单的摄像机，录音则由当时读初二的表弟帮忙完成。这次合作，也让黄骥与大冢彼此吸引，并恋爱了。说起大冢，黄骥言语里有甜蜜，更有崇拜。
　　在大冢的支持下，黄骥开启了不同于旁人的拍片之路。大冢曾透露：“我们两个人，每次创作的状态是这样的。举个例子，睡觉之前，她在我身边讲她一天的经历，有些是比较私密的感受，什么都讲。打动我的部分，我会再问黄骥。她是个特别自然的导演，根本没有特意去寻找创作理由。我们俩的创作，就是来源于生活，一直都这样。”
　　如今，有了女儿千寻后，黄骥更多的精力放在照料女儿和经营生活上，三四年才出一部片子。
　　“不怕你笑话，做饭、带孩子，甚至于收拾房间，都是大冢教给我的。”黄骥不好意思地笑着说，也正因为有了这个亦父亦友亦情人亦知己的丈夫，她的电影创作与生活才有了自己的精彩。
　　从益阳走出，成功的黄骥虽然离家远了，但牵挂故乡的情更深了。在网上发起捐书行动，为老家办幼儿园、小学图书馆，黄骥认为，从乡村进入城市的人们有责任去引领大家“返璞归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