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红军长征，我们应该关注的不仅仅是参与长征的人们，还有很多人在二万五千里之外默默地为长征付出了自己的努力，甚至牺牲。他们同样值得尊敬和怀念。他们中有些为了掩护红军长征留下来牵制敌人，有些因病不想拖累长征而留在敌占区潜伏……正是因为他们的共同努力，才促成了中国革命取得最终的长征胜利。
围绕长征，人们口中冠以“红二代”的中国革命前辈的子女们也经常被长征精神所感动，并用自己的方式传承长征精神。
10月19日，在被誉为“红军长征首发地”的郴州市桂东县，记者就遇上了一群当年在延安长大的“红二代”，他们眼中的长征是什么样的?他们又是如何传承长征精神的呢?
“红二代”的讲述
父亲的长征——“毛主席在哪，我父亲就在哪”
“长征的时候，毛主席在哪，我父亲就在哪!”10月19日，共和国少将、解放军无线电技术学校原校长贺俊侦之女贺安利，在郴州市桂东县接受今日女报/凤网记者专访时骄傲地说。
桂东被誉为“红军长征首发地”。1934年8月12日，承担着为红军长征担任先遣队任务的红六军团，在该县寨前镇圩市旁的一片河滩上召开了连以上干部大会，庆祝从中央苏区胜利突围并誓师西征。
现年73岁的贺安利当天则是来郴州参加“重走长征路，追寻红军光辉足迹”长征颂歌公益活动的。
在活动间隙，贺安利向记者讲述了自己父亲的长征故事以及对自己的影响。“父亲当年去参加红军时，我奶奶是反对的。”贺安利回忆。原来，贺俊侦有三个姐姐，他的父亲在不惑之年才有了他，所以，一家人都舍不得他离开。
贺俊侦1913年出生在湖北省阳新县王英镇东源潜龙村，后来参加儿童团，并当上了团长。
1929年10月，来到东源的“红八军”决定转移，贺俊侦参加了红军。
“当时，我奶奶哭着不让我父亲走，因为奶奶就我父亲一个儿子嘛。我父亲就劝我奶奶说‘我们是穷苦的命，只有革命成功了，我们才有好日子，到时我一定会接你们享福的!’”贺安利说，就这样，父亲掰开奶奶的手，参加了红军。
当时，阳新县的很多农家子弟都纷纷参加革命。“我们阳新县是著名的烈士县，有20多万名烈士。”贺安利说。
贺俊侦被分配到红八军团六师二分队。而通过几年战斗的洗礼，贺俊侦能从敌人的枪炮声中听出枪炮的型号和数量，并逐步由班长、排长而升至连长。
后来，在“四渡赤水出奇兵”战斗中，也有贺俊侦和他的战友们的功劳。
“1933年前后，我父亲调到了军委二局。”贺安利告诉今日女报/凤网记者，那时的军委二局专门执行无线电侦察任务。其中，三科负责侦听(侦收)，科长胡立教，贺俊侦是侦收员。
贺俊侦先后参加了红军苏区五次反“围剿”的全部战斗和情报侦收工作。在这期间，贺俊侦边干边学，不仅侦收业务精湛，还掌握了破译知识，有的电报做到了抄下电文即可知道其内容的程度。
1934年10月，军委二局随中央红军(红一方面军)参加长征。
在二渡赤水时，由于贺俊侦和战友们破译了敌人的密电码，掌握了敌人的行军路线、出发时间等，因此毛泽东如有神助，指挥行军甩掉尾追的敌人，顺利地二渡赤水。
此后，毛泽东亲自主管军委二局。在约两个月的时间里，中央红军在不大的区域内，避实击虚，四渡赤水，于40万人的围堵敌军密集部署、犬牙交错的阵地之间衔枚疾走，穿插运动，争取了主动，走出了危局。
其实，长征时期的侦听工作并不轻松，甚至有丧命的危险。
“父亲他们当时执行‘接力赛跑二部制’。”贺安利告诉记者，所谓“接力赛跑二部制”，就是部队在行军中，边行军边侦听。甲机器在行军中停下来快速竖起电线，开始侦听，乙机器随部队前进。待乙机器竖起电线开始侦听后，甲机器才能转移追赶大部队再次竖起电线。
“湘江战役时，主力红军已通过浮桥，就等电台人员经过就要炸毁浮桥。这时，父亲正在侦听最后几个信息，敌人的追兵也快赶到，父亲硬是坚持侦听完才撤退，结果连电台的天线都没收起。” 贺安利说。
由于工作出色，贺俊侦多次受到吃“百密”的奖励(即完成100件任务会餐一次)。
毛泽东在长征结束后由衷地评价说：“长征有了二局，我们就像打着灯笼走夜路。没有二局，长征是很难想象的。”
女儿的“长征”——坚持20年用音乐宣传长征精神
“我父亲从事的工作非常机密。他具体做了些什么一向不跟我们讲。”贺安利说，虽然对父亲的具体工作了解不多，但从小也听了很多父亲参加革命的故事，这一直激励着她，给她力量，影响着她的人生。
“初三时，父母都要去南方工作，留我一个人在北京念书。我当时还小，情绪不太稳定。”贺安利回忆，“这时，母亲给我写来了一封信，劝我不要想家，班主任老师还在班上念了这封信。信里主要就是讲父亲当年长征时吃的苦，希望我能够勇敢面对一切困难，努力克服。”
贺安利记得其中的一个故事就是，在过草地时，父亲的脚扭伤了，这时有敌兵追来，他只好躲在草丛中，一动不动。那真是生死一瞬间!当时侦听员非常少，等追兵走后，有人回来寻他，大喊“有二局的同志吗”。就这样，贺俊侦又继续跟上了队伍。“父亲的态度就是，死也不能掉队。”
小时候，父亲的工作用车，贺安利也不能坐，要么坐校车，要么走路。“父亲曾这样说，公车是配给我们为人民办事的，不是来送你们的，你们没有资格坐。”
另一个让贺安利难忘的故事就是，一个被称为“三灯机”的电台。这是1930年红军缴获的一部“只能收不能报”的电台，红军的情报侦听工作也就是从这“半部电台”开始起步的，其后屡建奇功。当时的贺俊侦，每每在战友们带着强烈厮杀后的疲劳酣然入睡时，对着这部不言的“三灯机”入迷。“如今，这个物件陈列在位于陕北的二局纪念馆。”
正因为牢记父辈的艰苦，贺安利在工作中兢兢业业，生活中也非常朴素。在她看来，“和平年代的长征精神，就是努力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 退休前，贺安利在公安部第一研究所当高级工程师，10月19日，接受今日女报/凤网记者采访时的她，穿着极为简单，走在前来观看演出的老百姓队伍中，也显不出什么特别来。
退休后的贺安利，加入到了延安儿女联谊会。“我当年也在延安的保育院里长大，很自然地就加入了胡木英(胡乔木的女儿)大姐任会长的延安儿女联谊会，主要参加合唱团的活动。”贺安利说，“我们这次来桂东的合唱团成员有四十多位，我主要是担任合唱团的指挥。因为原来的指挥生病了，来不了。”
贺安利退休前其实不会做指挥，也从没学过唱歌的技巧。入团后，只好从音符、从发声等最基础的知识学起。“真是甘当小学生。”因为办事干脆，有决断力，贺安利在2009年升为副团长，负责合唱团的训练事宜。
“我们团以唱革命歌曲和民族歌曲为主。”贺安利介绍，他们合唱团在河南、山西，在革命老区，甚至在国外都有演出。“来桂东前，我们刚刚从加拿大回来。美国、日本等地，我们也去演唱过。”
合唱团之所以到处去演唱，既是为了弘扬老一辈的革命精神，也是为了传播民族文化。这一坚持就坚持了约20年。“说句实话啊，我们家族中也曾有人问‘刘少奇是谁啊’，居然连我们曾经的国家主席都不知道是谁啊!因此，我觉得宣传老一辈的革命历史，宣传长征精神，我们责无旁贷。我们不能忘本啊!”
对于这种坚持，记者称赞也是一种坚持到底不放弃的“长征精神”时，贺安利笑着说：“我觉得自己应该这样去做。”
贺安利其实不怎么喜欢“红二代”的称呼：“我们去参加一些演出时，主办方就让我们说自己父亲是谁谁谁，我知道观众可能想听这个，但对我个人来说，其实我不乐意。”只是为了宣传长征精神，为了弘扬老一辈革命家的历史功绩， 她也只好将就。
(下转A06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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