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3月，刚刚15岁的茶厂女工陶先运辞掉工作，准备参军前往新疆。“我将参军的事给父亲讲了，父亲一惊，随即点燃手中的烟锅狠狠抽了一口，缓缓地说：‘去新疆呀!’”陶先运回忆，她看见父亲叹了声长气，便斜斜地躺在床上，一言不发。
　　女儿心意已决，父亲只能同意。“从长沙送我走的时候，父亲跟我说：运满(陶先运为家中小女儿，‘满’为最小之意)，你明六叔公在边疆当总帅，你去了那里，可以找到他，他会关照你的。”陶先运告诉今日女报/凤网记者，父亲说的“明六叔公”，是时任新疆军区副司令员兼第二十二兵团司令员的陶峙岳。
　　“刚到新疆的时候，我们要参加集训，我们被安排住在司令部。那时兵团司令部设在景化，一大片低矮平房，四周是围墙，门口有岗哨。进门后，一侧是首长办公室的院子，另一侧是我们学生队住的地方。”陶先运说，有几次她见小汽车开进首长院子里后，有位个子不太高的老者下来，人们称他陶司令员，“我想起了父亲说的明六叔公当边疆总帅的事，但没有去找他。那时的思想十分纯洁，完全没有想过要找叔公照顾”。
　　集训之后，陶先运被分配到二十五师当护士。有一天，医院的协理员忽然通知陶先运，“说师部的史政委找我，要我下班后到他办公室去一趟”。
　　陶先运到了史政委那里后，发现史政委不在，“房子里面只有一位老人手持火钩，弯腰在铁皮火炉边生火”。
　　老人转脸看了陶先运一下说：“史政委不在，是我找你，你进来吧。”
　　坐下之后，老人一一问了陶先运的父亲、伯父等亲戚名字。“我刚说完，他就一把拉住我的胳膊说：‘我的满孙女呀!我就是你的明六叔公!’”陶先运说，叔公当时摸了摸她穿的不合身的棉袄，又指了指她脚穿的苏联大皮靴，说“靴子不合脚，磨出了两个洞”。
　　“叔公还问了家里的亲人，又仔细问了我在新疆的生活工作。”陶先运说，叔公让她安心呆在新疆，“叔公还问我有什么困难没有时，我连忙说‘没有没有’。”
　　“第二天早晨，我出房门，正好叔公也在门外，他对我说：‘我吃早饭后要给连队上的干部讲话，然后就回迪化(即乌鲁木齐市——编者注)去。’叔公还给了我他家的地址，‘你若有机会去了，到家里找我。’”陶先运说，叔公说完后，马上又叹了口气，“也不容易有机会呀!”
　　“那时去迪化，一无公路，二无班车，100多公里的苇湖荒滩中只有条便道，野狼出没。”陶先运说，当时唯一的交通工具是骑马，还有汽车团拉运农用物资的汽车。“战士要外出，只有搭拉货的便车。很难有机会出去。”
　　陶峙岳唯一为陶先运留下的礼物，就是一支“博士”牌钢笔。“二十多年我从来没有找过他。”陶先运说，她再次见到叔公，已经是1979年，“叔公已离休回家乡定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