荒漠之中，水能带来生机和希望，吴梅苏所在队伍的任务，就是修建引来灌溉用水的大渠。
“为了修渠，大家把工地两边的石头都背光了。最后我们用木棍绑成简单的架子，到更远处的戈壁滩去背，往返一趟有十几里路。”刚从大学出来的吴梅苏当兵前从没干过重活，她盘算着，只有比别人早起才能背得更多。“背得最多的那天，我夜里四点多就出发了。背上那块石头足有二百斤重，走着走着就受不了啦，一个踉跄栽在地上，石头压着我，怎么也翻不了身。我几乎是用尽了全身力气，才从石头下爬出来。”
吴梅苏那天一共背了十七趟石头，“中间我吐了两次血……那种苦，现在想起来，也不知是怎么吃下的”。
从进疆就开始做医护工作的湘女汪柏祥告诉今日女报/凤网记者，过大的劳动强度和恶劣的自然环境甚至让一些女兵的生理期变得不正常，“很多人没有月经”。王震将军为此大怒：“我把这些娃娃交给你们，怎么成了这个样子?”当晚，女兵们便去了乌鲁木齐，治疗两个月才返回农场。后来，部队规定女兵的劳动强度相应降低，但执拗要强的湘女并不愿输给男兵。
“湘女的思想觉悟也高于其他地方的女兵。”汪柏祥说，那时她在卫生队，发现在湘女之后进疆的山东女兵有些裹着严严实实的束胸，“把胸部的乳腺都勒坏了”。汪柏祥告诉她们，这样的习惯对身体不好，但没人听。汪柏祥急了，风风火火拿了把大剪刀，瞧着有人束胸就剪。
1951年5月15日，大渠首期工程竣工，焉耆军分区营以上干部与库尔勒县各族军民七千余人参加了放水典礼。“王震将军也来了。看着又黑又瘦的战士，一根根染血的镢头把，一条条折断的胡杨木扁担，闻了闻战士们身上的汗酸味，他没有脱靴，就跳进了水渠里。”吴梅苏也跟着欢呼的战士们一起跳进了水渠中。
拼命干，想见毛主席
除了屯垦开荒，湘女们还承担了更多的任务和工作。
做荒原上的第一代女拖拉机手，是当年湘妹子参军入疆的首选。1951年，《解放军画报》刊登了第一位女拖拉机手张迪源的照片，也让“拖拉机手”成了湘女们心中最神圣、最理想的职业。
现居石河子的湘女李明原是长沙织布厂女工，入疆后被分配到二十二兵团机关收发室工作，但她对这份安稳的工作并不满意。李明三番五次打报告，终于在1954年获批到八一农场学开拖拉机。
成了梦寐以求的拖拉机手，李明觉得光荣而自豪，可她右手的四根指头，却毁于一次拖拉机故障检修。“手被卷进齿轮中，手指顿时粉碎性骨折。”伤未痊愈，李明就要求出院，硬是用伤残的手又坚持开了4年拖拉机。
湘女刘玲玲和同来的两百多名姐妹被分配到八一农学院农学系学习农业生产技术，成为荒原上的第一代农技员。但是，和棉花打交道并不意味着没有危险。
“有一次，我在团部开完会，夜已经深了。当时棉田里的棉铃虫十分严重，我害怕耽误了治虫时间，造成棉花减产，便摸着黑回连队。”刘玲玲说，当她走到离连队不远的地方时，突然遇到了狼。
吓坏了的刘玲玲大喊“救命”，危难之际，一位浇水的军垦男战士发现了她，才帮着吓跑了狼。
戴庆媛和湘女曾启珍则成了荒原上第一代维语翻译。维吾尔族同胞甚至给戴庆媛起了个美丽动听的维吾尔族名字，叫“玛依诺尔”(五月的阳光)。
今年83岁的湘女陶勇是原石河子人民医院普外科副主任医师，而促使她学医的原因，是因为亲眼见到四位湘女姐妹牺牲在她身旁。“王丽丽得的是伤寒，汤佑芳是肺结核……当时没有药啊，有药她们就不会死了。”
“王丽丽临死的时候，还跟我说：‘请转告部队的首长，他们花了那么多代价把我接到这里来，可我还没作什么贡献就走了，真对不起呀!’”正是姐妹们的牺牲，坚定了陶勇治病救人的决心。后来，陶勇成为了整个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有名的外科医生之一。
“那时真的是以劳动为荣，都要求下基层、搞生产。”李明说，吃苦耐劳、任劳任怨，是进疆湘女们的普遍特征。
曾被当作“假小子”的毛灿奇要求自己干的每一项工作都要超过男兵，因为她有一个愿望：想见毛主席。
“我想多劳动、当劳模，因为成了全国劳模，就可以见毛主席。”但直到毛主席去世，毛灿奇都没能见到他。多年以后，老伴赵慈命陪着毛灿奇专门去了北京，却不巧碰上毛泽东纪念堂当天不对外开放。站在空旷的天安门广场上，毛灿奇泪如雨下。
湘女多情
生存的残酷，被情感的苦恼所取代。当年驻疆部队中“光棍”成群，而为尊重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部队明确规定：“汉族军人不允许与少数民族妇女结婚。”官兵们的婚姻问题，随着战争的结束，渐成燃眉之急。
当“红娘”的将军
自汉代以来，屯垦戍边就是历代王朝治理新疆政策的重要内容之一。但各朝的屯垦，最终都无法摆脱“一代而终”的结局。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屯兵戍卒不能扎根边疆，他们的家人往往都在内地，随着年岁的增长，人心思归。
为此，王震要实现铸剑为犁、屯垦戍边的理想，首先要当好“红娘”。“没有老婆安不下心，没有儿子扎不下根”，所以从一开始，征召女兵的重要目的之一，就是为了解决驻疆官兵的婚姻问题。
曾担任新疆军区政治部主任、副政委的张明儒在《解放初期的新疆女兵》一文中披露：“当时师以上干部多数已婚，个别未婚;团级干部少数的结了婚，多数未婚;营以下干部及战士，除个别入伍前在家乡结了婚外，绝大多数尚未婚配。”
“要成家立业，没有女性肯定不行。要让大量的女性来，就从自己的家乡来吧，王震是湖南的，曾涤是湖南的，熊晃、李铨都是湖南的，先从自己家乡来。”为什么是湖南女兵首先进疆，戴庆媛的理解不无道理。
“我们那时很单纯，根本就没想过情和爱。”谈及自己的爱情和婚姻，李明说，当时湘女们的年纪都还小，“我和爱人确定恋爱关系后，一起出去，都是隔着一两米远。再说了，进疆时大家只想拿枪、想劳动”。
组织牵线搭桥是“潮流”
年轻的湘女出落得水灵灵，爱唱爱笑，待人和善，很快就给荒凉戈壁滩上的男性世界带来了生机和温暖。只是，部队有二十万人，湘女不到一万，这婚怎么结?于是，组织介绍和论资(级)排辈成为没有办法的办法。
今年80岁的湘女王灿辉一直记得1952年12月的那一天，被教导员叫住“谈话”的情形。“教导员就问我：‘小鬼，想不想成家?’我说：‘我才16岁，还是个孩子，成什么家呀?教导员，你可不要吓我。’”王灿辉说，她一听教导员一本正经的口气，就害怕了。
可教导员告诉王灿辉，他帮王灿辉找了个全兵团都有名的英雄模范，叫赵自立，是机枪连指导员，河北人，25岁，“是一个忠厚可靠的同志”。
“第二天早饭后，他来了，一口气介绍自家的情况，话才说完，脸也红了。他在地窝子里站着，个子很高，只能低着头，两只手一会儿垂下来，一会儿又绞在一起。”但王灿辉说，这些她都听不进去。
王灿辉不愿意，但那之后，便一直有领导来做思想工作。一来二去，她也就答应了。直到婚后四十多年，孙辈出生，王灿辉才与赵自立有了第一张合影。
女儿赵武告诉今日女报/凤网记者，父母的感情还是不错的。“父亲身体不好，特别是后面十几年，妈妈一直尽心照顾，从来没有后悔和抱怨过。”
89岁的赵自立于2015年去世。如今，儿女不注意时，王灿辉会在卧室里看着夫妻俩的那张合影，泪水涟涟。
自由的情花
不仅是王灿辉，在当时，时不时便有领导给湘女介绍对象：二十八岁以上，五年以上党龄，团级干部，你要不要?于是，“二八五团”的说法便逐渐流行。
“很多人是先结婚后恋爱。我们有责任也有义务关爱这些老哥哥们。”湘女华淑媛这样阐释她和比她大十二岁老伴的婚姻。
不过，也并非所有的婚姻都来自组织的牵线搭桥。古灵精怪的湘女们，在追求自己理想的爱情和婚姻上很有一套。
今年79岁的湘女谢荃辉从八一农学院毕业后，被分配到七十六团(今一四二团)当连队技术员。年轻漂亮的她身边不乏追求者，“我找对象是有条件的，要人帅、年轻”。
在参加师里的生产总结工作大会时，谢荃辉结识了在师政治部宣教科工作的马鸿骏，“他一见我，整个眼睛都在放光”。
谢荃辉也对马鸿骏“有意思”，但是，当时还有一名年轻的拖拉机手也在追求谢荃辉。拿不定主意的谢荃辉就去向政委和姐妹们求助，政委给她出了个“馊主意”：“那你就先都保持着关系呗。”谢荃辉一听：“那不行!太缺德了。”姐妹们则建议谢荃辉选择马鸿骏，因为他“又帅又有才”。
谢荃辉听了姐妹的建议，写了一封信给拖拉机手，“让我们保持革命的同志友谊”，然后向马鸿骏抛出了橄榄枝。马鸿骏抓住机会，连夜写好一封求爱信，夹在一本名为《平凡的岗位》的书里，第二天亲手交给了谢荃辉。“他字写得漂亮，读信的时候，我的心直跳。”
这封信，打开了两人的心扉。1957年，谢荃辉和马鸿骏欢欢喜喜地领了结婚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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