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25日凌晨1时，著名作家、文学翻译家和外国文学研究家、钱钟书夫人杨绛在北京病逝，享年105岁。
　　在中国作家榜上，她是年龄最大的上榜者，在百岁高龄时仍精神矍铄，笔耕不辍，她翻译的《堂吉诃德》已发行上百万册，当年邓小平曾当作国礼赠送给西班牙国王;
　　在民国才女之列，她是最从容优雅的精神贵族，生于乱世，心中却有一份与世无争的宁静;
　　大师归去，在这个特殊的日子里，我们也采访了杨绛传记《杨绛：“九蒸九焙”的传奇》的作者刘秀秀，听她来讲述心目中的杨绛先生。
　　
低调：想见杨绛一面不容易
　　“前几天就听说杨绛先生住院了，网上什么样的传言都有，但真没想到会这么快。”听到杨绛病逝的消息，刘秀秀对今日女报/凤网记者说，太突然了。
　　刘秀秀，是湖南大学比较文学的在读博士，也是杨绛传记《杨绛：“九蒸九焙”的传奇》的作者之一。但是，即便为杨绛写下传记，她却无不遗憾的表示，自己与杨绛先生“缘悭一面”。刘秀秀还透露，不仅是她，大部分为杨绛先生写过传记的作者，基本都没有见过杨绛本人。
　　此前，刘秀秀与老师——海南大学人文传播学院杨国良教授共同执笔《杨绛：“九蒸九焙”的传奇》，既书写杨绛一百年的人生轨迹，也开掘其高贵雅洁的人格内涵——但没有见过杨绛，对刘秀秀而言，一直是一个遗憾。
　　“没见过杨绛，是为杨绛写传记的作者们的普遍状况。”刘秀秀说，目前杨绛的传记有好几部，但唯一见到了杨绛的，就是《听杨绛谈往事》的作者吴学昭。
　　“吴老能够见到杨绛，也是走了‘后门’的。”刘秀秀说，吴学昭是著名学者、教育家吴宓先生的女儿，而吴宓是杨绛的丈夫钱钟书的恩师。有了这层关系，吴学昭这才见到了低调的杨绛。
　　低调，是刘秀秀谈及杨绛时用得非常多的一个词。“早些年，钱钟书先生与杨绛就不太与外人接触了，因为他们很不喜欢那些浮躁的宣传，也就不怎么接见想要拜访他们的人了。”
　　刘秀秀还告诉记者，曾有人出版与钱钟书相关的书籍，想请杨绛写序，但都被她拒绝了——在刘秀秀眼中，杨绛是个一心做学问的人，她干净纯粹，身在红尘，却自有一番内心的净土。

纯粹：从民国走来的真正知识分子
　　在《杨绛：“九蒸九焙”的传奇》出版后，刘秀秀与杨国良教授曾在海南大学举办了一场专题演讲，众多70岁以上的老专家、老学者参与其中，“让精神杨绛牧养世道人心”。
　　刘秀秀说，在演讲现场，中国比较文学译介学创始人、上海外国语大学博士生导师谢天振教授与大家分享了一件趣事——73岁的他曾与杨绛有过一次有趣的“一面之缘”。
　　“谢天振教授是《中国比较文学》主编，而钱钟书先生更是在中国比较文学史上的巨擘。谢天振教授年轻的时候，曾经就此登门向钱钟书先生讨教学问，开门的人你猜是谁?就是杨绛!”说起谢天振教授与杨绛的见面，刘秀秀同样有些忍俊不禁：“谢教授说，当时他看到杨绛，完全没发现对方也是个学者，就以为是一个普通的家庭妇女呢!”
　　书稿曾获钱钟书题签的海南大学教授唐玲玲也在演讲会上分享了她眼中的低调杨绛。
　　钱钟书学术成就斐然，杨绛也不甘落于其后。夫妇俩在国外留学时经常比赛看谁读的书多，杨绛还写剧本、小说、散文，翻译世界名著，成绩卓著。
　　杨绛所翻译的《小癞子》、《吉尔·布拉斯》和《堂吉诃德》出版后，在西方也广为人知，国内外邀请她的人络绎不绝。她与钱钟书一样，谢绝应酬。西班牙国王和王后曾因赞赏她翻译的《堂吉诃德》，就派出西班牙的驻华大使送来正式的书面邀请函，邀请她访问西班牙。但是杨绛客气地写了回函，正式地以书面辞谢。直到西班牙驻中国的第三任大使上任后，通过原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马洪出面去请，她才赖不掉了，答应出访一趟。但是到了国外的大部分时间，还是在应酬中挤出时间查阅文献资料。
　　2004年，《杨绛文集》出版后，出版社筹备一次大规模的作品研讨会，也被杨绛回绝了。她打趣地说：“稿子交出去了，卖书就不是我该管的事了，我只是一滴清水，不是肥皂水，不能吹泡泡。”
　　在刘秀秀心中，杨绛的身上是打着民国时的纯粹知识分子烙印的。“她追求心灵的平静，是真正用心在做学问的人。”刘秀秀说，2001年，杨绛以全家三人的名义，将高达八百多万元的稿费和版税全部捐赠给母校清华大学，设立了“好读书”奖学金，现在累计已近2000万元。
　　刘秀秀说，杨绛自己，则一直住在北京三里河一个属于国务院的宿舍小区的老房子里。几百户人家，杨绛的家是唯一没有封闭阳台、也没有室内装修的寓所——“为了坐在屋里能够看到一片蓝天”。自1977年一家人搬进来，40年来，杨绛就再没离开过。独女钱瑗和丈夫钱钟书离世后，她一直闭门深居，如今“我们仨，再无生离与死别”。

最贤的妻，最才的女
　　整理：今日女报/凤网记者 陈泱
　　作为钱钟书眼中“最贤的妻，最才的女”，两个世纪的人生起伏，杨绛用与生俱来的才华与魅力，历经岁月，却始终烨烨生辉。
　　提及杨绛与钱钟书，这是一段才子佳人的美妙爱情，也是一段执子之手、与子偕老的佳话。
　　1911年7月17日，杨绛出生在无锡一个有名的知识分子家庭。父亲杨荫杭是民国著名的大律师，姑母杨荫榆亦是中国第一位女大学校长。
　　1932年春，在清华大学就读的杨绛遇到了钱钟书。
　　第一次见面，钱钟书就说：“我没有订婚。”“我也没有男朋友。”杨绛回答。从此， 两人便开始鸿雁往来。
　　1935年7月13日，钱钟书与杨绛举行了婚礼。
　　然而，婚后的柴米油盐，哪有吟诗作赋的爱情来得轻巧。
　　随钟书留学英国的旅程，她发现这个鼎鼎大名的才子居然分不清左右手，不会系鞋带上的蝴蝶结，甚至连拿筷子也是一手抓。在生活上，他完全失去了“翩翩风度”，成了一个什么也不懂的小孩子，处处依赖她。
　　从没做过饭的她摸索着学做菜，犯了几次把扁豆壳丢了之类的错之后，居然也做出像模像样的红烧肉。每当钱钟书被生活琐事困扰时，杨绛依旧总是温柔地说“不要紧，有我呢”。就连钱钟书因为枯燥不喜欢而考不及格时，也是杨绛帮助他复习过关。
　　这段同甘苦、共患难的岁月，让原本不被钱钟书父母看好的她，赢得了公公“安贫乐道”的称赞，婆婆“愿相与随”的肯定。
　　1938年，夫妻二人回国，因日寇侵华，苏州、无锡相继沦陷，娘家、婆家都避居上海孤岛。
　　为了补贴拮据家用，她做过各种工作：大学教授，中学校长兼高中三年级的英语教师，为阔小姐补习功课，还是喜剧、散文及短篇小说作者等等。
　　1966年，钱钟书和杨绛深受文革迫害，被折磨得苦不堪言。但与杨绛一同下放的同伴回忆，“你看不出她忧郁或悲愤，总是笑嘻嘻的，说‘文革’对我最大的教育就是与群众打成一片。”
　　十年文革，杨绛却辅佐钱钟书仍写出了宏大精深的传世之作《管锥篇》，自己也自学西班牙语，历尽周折，完成了译著讽刺小说的巅峰之作八卷本《堂吉诃德》。
　　1994年，钱钟书病重住院，已经八十多岁的她，仍独自一人悉心照料丈夫。不久，女儿钱瑗也病重住院，与钱钟书相隔大半个北京城的院区，她就这样来回奔波，不辞辛劳。
　　她曾说，“钟书病中，我只求比他多活一年。照顾人，男不如女。我尽力保养自己，争求‘夫在先，妻在后’。”
　　1997年，被杨绛称为“我平生唯一杰作”的爱女钱瑗英年早逝。一年后，钱钟书也走了。
　　在丈夫与女儿相继离世后，她在92岁高龄下，提笔著书《我们仨》，回忆一家三口那些快乐而艰难、爱与痛的日子，并着手整理丈夫几麻袋天书般的手稿与中外文笔记，多达7万余页。
　　96岁，她还推出了《走到人生边上》这本纯真至美的散文集，与世人探讨人生的价值和灵魂的去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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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绛给年轻人的几句话
　　●我是一位老人，净说些老话。对于时代，我是落伍者，没有什么良言贡献给现代婚姻。只是在物质至上的时代潮流下，想提醒年轻的朋友，男女结合最最重要的是感情，双方互相理解的程度。理解深才能互相欣赏、吸引、支持和鼓励，两情相悦。门当户对及其他，并不重要。
　　●上苍不会让所有幸福集中到某个人身上，得到爱情未必拥有金钱;拥有金钱未必得到快乐;得到快乐未必拥有健康;拥有健康未必一切都会如愿以偿。保持知足常乐的心态才是淬炼心智、净化心灵的最佳途径。一切快乐的享受都属于精神，这种快乐把忍受变为享受，是精神对于物质的胜利，这便是人生哲学。
　　●少年贪玩，青年迷恋爱情，壮年汲汲于成名成家，暮年自安于自欺欺人。人寿几何，顽铁能炼成的精金，能有多少?但不同程度的锻炼，必有不同程度的成绩;不同程度的纵欲放肆，必积下不同程度的顽劣。
　　●如要锻炼一个能做大事的人，必定要叫他吃苦受累，百不称心，才能养成坚忍的性格。一个人经过不同程度的锻炼，就获得不同程度的修养，不同程度的效益。好比香料，捣得愈碎，磨得愈细，香得愈浓烈。
　　●有些人之所以不断成长，就绝对是有一种坚持下去的力量。好读书，肯下功夫，不仅读，还做笔记。人要成长，必有原因，背后的努力与积累一定数倍于普通人。所以，关键还在于自己。
　　●我和谁都不争，和谁争我都不屑。简朴的生活、高贵的灵魂是人生的至高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