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接A03版)
　　不过，曹露还是招惹了不少非议：“她们觉得，你这个小妹子怎么不干正经事咯?”有一天，一位大妈忍无可忍，丢下一句“跳又不会跳，老跟在旁边，烦死人了”，便扬长而去。
　　得罪了大妈，曹露很紧张，并难逃被孤立的命运——大妈们在曹露的左边空了一个位置，并极力避免和她站在一起跳。
　　曹露最后放了大招：主动交了40元会费，并站在那些相对热情的大妈身边跳。时间一久，曹露的底气就如同她的舞步一样，日益自信熟练，与大妈们的关系也越来越融洽。后来，曹露发现，有几位比她晚来大妈并没有因为跳得不好而被排斥，这时她才知道：大妈们是不喜欢她“非大妈”的身份。
　　不过，曹露还是小看了大妈们的防御机制，因为即便熟悉了，也没人接纳她“去家中采访”或是“一起喝茶”的邀请。
　　比之曹露，研究团队中的杨卓则面临着更高的难度：在湖南师范大学读研究生的他不仅年龄不达标，关键还是个男的。即便是有舅妈这样一个强有力的“内应”，但要和洞口县梦之恋舞蹈队的大妈们打成一片，杨卓还是颇费了一番心思。
　　寒假时，面对外甥想要到舞蹈队调研的请求，王丽是不情愿的，更何况，就算自己答应，还有姐妹们那一关要过。但作为长辈，王丽又不好拒绝。
　　杨卓也算是化劣势为优势，凭着年轻小伙儿的一把子好力气，帮着大妈们清场地、搬音响、拿道具……做好后勤工作的同时，他还跟在大妈们队伍后面扭一扭，跳一跳。广场舞本就是一个“熟人社会”，舅妈引荐在先，杨卓争气在后，大妈们见他勤快，便也投桃报李，开始配合杨卓的调研工作。
　　但李超、张会两位同学就没有杨卓那么幸运了。他们没有长辈在长沙市火炬村广场舞团队里，少了“敲门砖”，让两个男生难为情的事便不会少。大妈们的冷淡和排斥如同子弹，打得两个人措手不及。
　　“其实我们并没有刻意拒绝男性加入广场舞队伍啦。” 火炬村广场舞团队的组织者陈淑梅告诉今日女报/凤网记者，以前也有过一些男士跃跃欲试想要加入，但被队员们给奚落走了，“就觉得他一个大老爷们来跟着我们跳什么，傻子吗”。于是，这支广场舞团队就变成了“中老年女性专属团队”，直至后来团队发展为三个队伍，并出现了专跳交谊舞的团队，男性才慢慢融入进来。
　　
■舞林风云
　　黄勇军和米莉研究发现，除了鲜明的年龄和性别特色，广场舞也有社会分层。“比如职工或是家庭妇女就跟‘官太太’们跳不到一起去。”米莉说，广场舞说低了是一群大妈们自娱自乐，但往深了说，这其中的“舞林纷争”却不计其数。在大妈们主演的这幕剧里，既有大妈们与自己的伴侣、子女、家庭之间取舍的矛盾，又有广场舞团队内部成员“头排”、“首席”之争的暗涌，还有几个广场舞团队之间的“地盘”之争，更有与广场周边小区居民、摊贩商家、城市管理者之间的冲突。
　　所谓，有了人和广场，就有了江湖。
　　
以舞论英雄
　　同一个团体的广场舞者之间，大多是“以舞论英雄”，动作是否标准，舞姿是否优美是能否站在第一排风光领舞的关键，哪怕是团队组织者都不例外。这也是广场上的“江湖规矩”。
　　作为某广场舞团队组织者之一，长得五大三粗的袁梅身体柔韧性较差，缺乏节奏感。尽管团员们承认热心实诚的袁梅是个好大姐，但有这样一个舞姿不协调的领舞者，还是让大家感到很头疼，甚至有团员跟今日女报/凤网记者直言袁梅跳舞“动作走样程度很大，像是在跳健身操”。
　　团员们一致觉得袁梅站在第一排很碍眼，“拉低了我们的整体水平”，但因为袁梅的好人缘，大家不方便直接指出，以免伤害她的热情和自尊。而对此全然不自知的袁梅进一步提出了要教舞的要求，在教了三支舞之后，大家对袁梅动作的走样变形程度实在难以忍受，而且还有几个团员反映说，跟着袁梅蹦蹦跳跳几次之后反倒不会跳了。
　　耐心被消磨殆尽的队员们联合起来开始了无声的抗议——罢跳。这种并不激烈的方式非常有效，广场舞者一般对集体决定的服从程度很高。袁梅被取消了教舞的资格，大家深受鼓舞，决定进一步取消袁梅的领舞资格。
　　有一天，一位队员想到了一个好办法，她对袁梅说：“袁姐，你看我们经常要转向后面跳舞，但如果自己不会，转过去之后看不到你，自己就不晓得动了。要不，你站到后一排，这样，我们转过去之后，就可以看着你跳了。”实心眼儿的袁梅并没有多想，就真的如大家所愿站到最后一排去了，并且从那以后，袁梅就一直站在最后一排跳舞。
　　大妈们含蓄狡黠的江湖智慧，可见一斑。
　　
伴奏下载事件
　　但也不是所有的矛盾都能在各种小默契中顺利解决。
　　袁梅能够领舞，除了人缘好，还因为她兼任着为团队下载跳舞音乐的重任。自从磁带被大妈们淘汰后，她们便使用MP3播放音乐，舞蹈则是从网络视频中学来的。但是，视频中的歌曲是剪辑过的，前奏和中间的过门都省略掉了，所以大妈们的下载就面临一个问题：网上MP3格式的音乐都是原版的，前奏和中间的过门都保留着，这意味着，如果她们直接下载原版的歌曲，就必须自己创造一些动作配上前奏和过门，要么她们就使用和舞蹈视频完全配套的处理过后的音乐。但前者太麻烦，后者又是个技术活，舞队的几个组织者谁都不会。此前这份工作一直由一名团员的儿子免费帮忙，但后来，对方出国了，舞队里便一时缺乏这种人才。她们曾经去网吧找上网的学生帮忙，但毕竟不是长久之计。
　　此时，袁梅因为有一个学电脑专业的侄子而坐拥了巨大的“资源优势”。正因为如此，袁梅也被团队里的人另眼相看。只是，亲兄弟也要明算账，偶尔帮一次忙可以，但次数多了，袁梅自己也会不好意思。所以，每次找侄子帮忙下载，袁梅都会购买40元钱的零食给侄子。但整个舞队并没有给下载人员付报酬的传统，何况收缴的会费也不多，一般用作换购新的音箱和新的储存盘。这导致袁梅每次下载都要自掏腰包，虽然钱不多，但这对没有退休工资的她来说也不能完全忽视。更重要的是，明明是为了大家的公共资源服务，却要她一个人来埋单，袁梅心里便不太舒服。所以，尽管没有明确提出要用会费补偿她的额外成本，却偶尔也会当着组织者的面唠叨和抱怨。但几位组织者都不是喜欢听闲话的人，她们觉得你如果要收钱，那就自己拿出合理的收费方案，比如4元一首。但她们都不打算主动提出这种计费模式，而是选择了沉默，同时也对袁梅的唠叨很不满意。
　　
我的地盘我做主
　　尽管大妈各有各的小心思，但这并不妨碍她们一致对外时的团结精神——最直接的便是地盘之争。
　　大妈们逐步占领广场的这些年，媒体上有不少关于她们“手段”的报道，比如陕西大妈和烧烤摊主打过架;浙江大妈还和小孩闹过别扭;广西大妈用砖块堵路，更有网友爆料称“大妈让保安把篮球场的篮筐都卸了，就因为我们会打球到7点，延缓她们半小时开舞”。
　　而在长沙市某单位停车场，今日女报/凤网记者也见到过这样一起因地盘带来的“对决”。
　　这天傍晚，大妈们刚刚把音响道具准备停当，正要“架场”，一辆大巴车突然闯入了大妈们的阵地。在确定这不是本单位的车后，大妈们开始向司机发难，“你把车停到这里干什么咯?这里是跳舞的地方，不能停车!”“你又不是单位(该广场舞团队里的大多数成员都为此单位退休职工或职工家属)的，不能把车停到这里。这里是供单位的退休职工和家属跳舞的地方。”
　　司机也不甘示弱：“哪个不是单位的咯?哪个讲这里只准你们跳舞不准停车咯?我就停到这里哒!”
　　双方越吵越激烈，正僵持不下之际，广场舞团队的组织者便登场劝架：“你这个男同志也是的，跟女同志吵什么架?像个婆婆子一样的。”司机反驳道：“不是我要吵呢，是她到这里叫嚣呢!”见此，组织者又劝：“你不跟她吵噻，你下次停车就靠那边停，就不要停在这个地方。”一边劝解着，还一边推搡着司机往外走。
　　第二天，记者发现，司机自觉地把车停到了不会影响大妈们跳舞的另一边，尽管那一边的地方更为狭小，大巴车的停放并不方便。
　　当然，像这样针尖对麦芒的火爆场面毕竟少见，行为过激的大妈也是少数。更多时候，大妈们还不乏政治敏感度。
　　李超、张会两位同学调研的长沙市火炬村广场舞团队形成于2009年，由火炬村村委会原妇代会主任陈淑梅组建而成。由于团队所需缴纳的年费最少(30元/人)、舞蹈简单易学等优势，逐渐吸引了越来越多人的加入。经过几年的发展，这支队伍已经成为拥有3支不同舞种的“大部队”，最多时有近60人，队员年龄40到75岁不等，依次分布在万家丽-浏阳河大桥的桥下及其东西两侧。除极端恶劣天气外，大家每天都会准时跳舞，极少间断。
　　发展的同时，这支队伍同样因为场地问题，需要与市民、摊贩甚至执法者斗智斗勇。
　　伴随着浏阳河大桥以及风光带的建成使用，相关区域治安管理巡逻工作也陆续展开。每天晚上7时到11时，在浏阳河大桥周边都有警察站岗，主要负责摩托车、电动车的拦截和限制，除此之外，就是对周边过密人群的关注，一旦有人群妨碍普通市民在风光带散步等，就会对其进行驱离或劝散。
　　为了避免麻烦，火炬村广场舞团队的所有舞者在陈淑梅的带领下，使用沉默迁移、自我约束的方式，成功避免了执法者的“搅局”。一方面，被执法者设为“红线”的区域坚决不涉足、在执法者监控的薄弱地带采取“流动作战”的方式，坚持沉默不对抗原则，避免与执法者发生正面冲突;另一方面，加强自律，避免不良社会影响，如适当降低音响音量、队伍参与和退出的秩序化等。在半年时间里，火炬村广场舞团队成功实现队伍整合，并在浏阳河风光带逐步确立了自己的立足之地。 (下转A05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