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晨12点，手机又响了——
　　还是陌生的座机号码，还是接通了就挂。我也不记得，这样的事情在我当记者以来，到底发生过多少次，可最近的这次，缘于我7月底一篇暗访稿件的刊登……
　　7月初，还在报社坐班的我接待了一名神情紧张的中年农村妇女。跟她一起蹲坐在报社大门口的，除了两位年迈的老农，还有一个硕大的公文包。妇女从包里拿出一叠资料说：“这个，全都是罪证!”罪证，这个词，听着有些严重。我不敢马虎对待，便请他们上楼，看了看材料——一份数百位村民盖手印、签字的文件摆在眼前，直指村医疗室欺压百姓。
　　医患纠纷，本是如今的一大难题，这般声势浩瀚的指责究竟是医闹还是事实?没做采访前，肯定不能下定论。于是，我向主编报了题，得到采访批准后，接下来的多日时间，来往于两地，试图用暗访来了解事情真相。
　　两天的“蹲点”还是有收获。为了证明材料的真实性，我曾挨家挨户敲门打听，录音、笔记、互换联系方式。这也是记者的一种自保手段，看似多余的这些事儿只为让稿件刊登后留些证据。最终，坚持近20天的采访结束了，稿件如期刊登。然而，我的烦恼却再一次开始——
　　“你是姓李的吗?”报道刊登后的第二天，一个陌生电话接通了，这是毫不客气的开场白。可能是有过经验的缘故，我的直觉告诉我，这低沉的男人就是来找麻烦的，于是我大方的自我介绍了一番。“那就对了，找的就是你。知道你做过什么吗?你麻烦了!”听到这儿，我竟不由自主地在脑海里将近期做过的负面新闻全重现了一遍，究竟是哪一家“大爷”要来“寻仇”?我礼貌回应：“不好意思，麻烦您说清楚，找我有什么事吧!”接着，就是劈天盖地的狠话，骂完就留下最后一句：“7月底的稿子，记者都被村民骗，你有麻烦了!”没多久，那位申请维权的妇女便给我致电，慌张地哭着告诉我，“记者，我对不起你，他们说要告你做假新闻，让你撤职!”说来奇怪，记者这职业挺“作”的，自己明明慌了神，却还能一本正经地安抚她，“没事，我们采访扎实，证据充分，不怕他们!”
　　说完，本在回家路上的我，便打了个车，立马返回报社。摊开那些采访的笔记，一个又一个地拨通报道对象的电话，我强迫症似的一遍又一遍地问他们：“这个事确实存在吧?”直至每一个村民坚定地回答我：“记者，您是帮百姓的，我们一定支持你!”
　　第三次“交手”便是一周后。本以为早就该被投诉的我，风平浪静地度过了一周。这一次致电，对方的口气竟软了下来……“我们知道你也是专业的新闻工作者，能写报道肯定做了功课。要不，我请你再来一次吧，我们当面沟通?”这话一出，我真怕了!首先想到的就是“鸿门宴”，一个几天前还在跟我说“你有麻烦了”的人请吃饭，谁敢去?那就继续保持高冷，我用一句话回绝他：“稿子有什么问题，请找报社!”
　　这一次对话，本以为让我们的私下“交手”划了句号。15天后，本该忘了这一“麻烦”的我接到了报社行政部领导的电话：“有几个县里的领导点名找你!”不巧，正在出差，我没法到场。吃过闭门羹，对方留下一份文字材料就离开了。回报社后，我仔细看过材料上对我报道内容的指责，并没有发现任何“虚假成分”，而材料最后，对方也只是希望我们能做个正面后续，挽回受损声誉。
　　最后一次通电话，便是次日。一改当日的强悍态度，“干部”用沟通的形式与我交流报道内容中的某些现象，也肯定了我报道的真实性，最后热情地“欢迎记者再去当地，挖掘正能量”。
　　这样的“麻烦”总算告一段落，可我却怎么也高兴不起来。我再一次阅读那篇报道，有着不同的感受——或许，对读者而言，你们看的是新闻，过目即忘;可每一篇报道，对记者而言，都是用身体和心理的煎熬换来的，对每一位报道对象而言，都可能是生活的转折点。我们不能过目即忘，你们看新闻，我们做旧事，一起关注后续，这也是新闻报道的意义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