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河破碎风飘絮，身世浮沉雨打萍。”出生在战争年代的人，或许都曾有过这样的感慨和无奈。当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时，当时年仅20岁的戴正仁(原名熊银华)没有选择与指腹为婚的同村老乡戴镇藩如期完婚，而是冒着“守活寡”的风险，改夫姓，换名字，鼓励未婚夫参军抗战。6年后，她自己也从军嫂变为军人，走上抗日战场。
　　8月21日，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的时候，今日女报/凤网记者来到汨罗市高家坊镇三姊村的一座老房子里，聆听98岁高龄的抗战女兵戴正仁讲述自己的抗战经历——踩过尸体，“尝”过毒气，经历了生死。
　　
亲见日军飞机轰炸农村
　　1931年，“九一八事变”，北京、上海等各地组织援侨反日会。9月25日，长沙工商学三界群众，在教育会坪开示威大会，一首抗日救亡歌谣流行：“天不唱地不唱，听唱亡国凄惨状……大家都要争口气，免得亡国做奴隶……”
　　据资料记载，1937年11月24日，日机首次轰炸长沙。4架日机在长沙小吴门及火车东站投弹7枚，炸死54人，炸毁房屋54栋，市民异常惊恐。1939年9月，日军在汨罗制造了“营田惨案”，汨罗遇难村民多达1000多人。戴正仁的抗日激情也从此点燃。
　　1931年，我才14岁，在汨罗市高家坊镇三姊村务农。那时，我跟着村里人哼着“救亡歌”，哼着哼着，那种对日本人的恨意就上了头。
　　汨罗离长沙很近，近到日本的一颗炸弹落在长沙，我在农村都能感觉到。听说死了好多人，村里人都很害怕，不敢靠近长沙。
　　可是，就在1937年，与我指腹为婚的“丈夫”戴镇藩考入了湖南保安处军医司药，地址就在长沙。
　　为了鼓励他从军，我同意了他父亲为我改名，生是戴家人，死是戴家鬼，不论如何，都会等他抗战归来，与我完婚。从此，我的名字由熊银华改为戴正仁。
　　丈夫从军后，汨罗也沦陷了，到处兵荒马乱，村民忍饥挨饿。1939年中秋前夕，我在家中曾亲眼看到日军轰炸机在空中盘旋，当晚就听到“突突突”的机关枪声响了一整晚。第二天清早，站在家门口，我看到了空中日机不停丢下炸弹，“轰轰轰”地连声炸响，硝烟弥漫……紧接着，不断有村民往南逃去，大人不断喊着：“鬼子来啦，杀人啦!”
　　我无处躲藏，只有跟着老乡上蹿下逃，山洞、树洞全都藏过，日本人烧了很多屋，村里一片狼藉。所以，哪怕是抗战胜利后，我几乎不看反映那个年代的电视剧。回忆起那个年代，眼泪流不完……
　　
物资缺乏，拆日本兵的绷带救伤员
　　自1937年戴镇藩从军，至1943年其与戴正仁再次相聚，6年间，二人除1939年见面完婚外，再无交集。1943年7月，戴镇藩任野战军少校军医，通过批准，戴正仁也获准随军并入伍，成为国民革命军第100军19师野战医院的护士。
　　而这一年，常德会战打响。侵华日军为牵制国军对云南的反攻，纠集7个师团约10万人进攻常德，国军集中了21万人迎战。这一次会战，让戴正仁从护士岗位上迅速成长起来。
　　1943年，我初到野战医院，那场景太可怕了!所谓的野战医院，就是在废弃的小庙和山上老乡的房子，临时搭起来的手术台和病房，一个炕上往往要睡上3个伤员。一大群裹着纱布的伤兵在炕上挣扎，他们因剧痛发出一声声撕心裂肺的叫喊声。
　　队伍朝着常德步行前进，士兵们脚底都磨出了水泡。一路上，战事越发激烈，伤员数量也不断增加。我们都是随地而睡，有次夜里，我们突然遭到袭击，伤兵不断。由于天太黑，我只听见咕噜咕噜的声音，拿灯靠近了一照，这一照就吓了一跳。伤兵嘴里的牙齿几乎掉完了，下巴也被炸烂，嘴里全是血沫子。止血的纱布用完了，我们又没有麻药，伤兵痛得呜呜叫，身体虽被人按着，但还是在剧烈颤抖。实在没办法，我就冒着风险，跑出去找战地被打死的日本人，从他们身上扯绷带当纱布救急。
　　
曾在“闹鬼”寺庙存活下来
　　如果说，上阵杀敌的男兵都不怕死，那医治伤员的女兵也都从“鬼门关”里走过一圈。
　　1944年，在衡阳爆发了一场号称“中国抗战史上敌我双方伤亡最多，中国军队正面交战时间最长的城市攻防战”。国民革命军陆军第10军在衡阳以孤立无援的病惫之师抗击近6倍于己的日军，血战整整47天，而这期间，日军频繁投放毒气弹，国军遭重创。
　　日军有12余万军队，还有飞机、大炮，我们守城的第10军只有近1.7万人。我还记得，1944年6月20日左右，10倍于守城军队的敌军已把衡阳城团团围住，从开始一直到保卫战结束的47天里，日军总共对守军发动了3次大规模的总攻，每日拂晓与傍晚，日军的飞机与大炮还会不断进行狂轰滥炸，同时，毒气弹不断。当时的衡阳城内整日火光冲天，建筑物都被炸成了废墟。
　　我们的军队需要不断转移，在这期间，我需要找地方医治重伤伤员。经过了一个寺庙，想着能进去躲躲，却被村民告知“那里闹鬼，去不得”。我探着头看了两眼，寺庙里有凌乱的尸体，面色发黑。铆足胆，我憋着气进去将尸体清理出去，然后把伤兵安顿下来。在这个寺庙，我们藏了两个晚上。直到离开时，我才知道，这个“闹鬼”的寺庙之前被日军投了毒气弹，死了不少村民。
　　
老伴“寻亲”
　　“战地分娩，何苦何甘，夫人乃巾帼楷模也!”这是2014年，戴镇藩离世时，在遗嘱上留下的一句话。1944年，将时间和生命付诸在军旅生涯中的戴正仁，曾在战况危急时，艰难产下儿子。而随着1945年抗日战争结束，戴镇藩随部队又卷入到解放战争中。因无人照顾幼子，戴正仁带着有孕之身从部队回到汨罗老家，从此夫妻分隔两地。直到1949年解放战争结束，一家人才得以团聚。然而，并肩抗战的数年中，总有一些无法抹去的人和事……
　　老头在世时，心里最惦记的就是四位“亲人”，我也希望能帮他找到。
　　第一位是勤务兵陈佑甫，长沙望城人。他曾被军队其他部门嫌弃，老伴收留了他，从此形影不离。抗日战争期间，陈佑甫救过老头的命。1948年9月济南解放时，陈佑甫参加了解放军，自此失去消息。
　　第二位是解放军的一位排长。1947年，在山东日照石臼所时，老头收治了二十多名解放军伤员，其中，这位排长患恶性痔疮，流脓不止。他用最好的药医治排长，端屎端尿。排长对他的人格十分佩服，以致老头的上司都曾怀疑他是解放军的地下人员。之后，解放战争打响，这二十多名伤员都悉数归队。
　　第三位的身份很特别，本该是我介意的“孩子”。1947年，老头在山东日照石臼所，被解放军某团政委的侄女所钟情，两人生下一女。时隔多年，“女儿”曾前来寻亲，但因故错过，从此再无联系。
　　第四位是一名解放军小战士。1948年9月，济南城破时，老头在国民革命军整编83师19旅56团卫生队任队长。当时，卫生人员都在地下室内，有一位十五六岁的解放军小战士独自一人冲入地下室，被其他人捉住。大家要枪杀他，他见状急忙说：“我们现在是四面楚歌，他还是一个小孩子，不要杀他!”他的一句话，让这位解放军小战士得以重生。
　　
■记者手记
　　从长沙到汨罗，仅80公里路程，抵达戴正仁老人住宅的一刻，我却仿佛时光穿梭，从繁华和平的都市回到了那个兵荒马乱的抗战年代——简陋的红砖房，门口刻着不大清晰的“1949年”字样，正门客厅的墙上贴着毛泽东主席的画报，墙壁正中央严肃地挂着她丈夫、抗战老兵戴镇藩的遗像……这儿的一切显得那么地庄严、肃穆!
　　整个采访过程，让我惊讶的，除了老人对抗战历史的铭记，还有祠堂里的那份“执著”：得知我们要了解抗战历史，自知表达不畅的老人指了指隔壁的小房间，小儿子戴维告诉我：“父母年轻时，亲自盖了一间祠堂用来铭记历史，他们用笔墨记下了当年发生的一切。”
　　离别时，我久久不能忘记老人卧室墙上贴的四个大字——“勿忘国耻”。或许，只有上过战场的人，才最能体会;或许，他们要用这样的方式来警醒后人。
　　(感谢汨罗市妇联提供采访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