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在吼，马在叫，黄河在咆哮!”抗战时期的老歌，86岁的付玲依然记得清楚，她在部队当宣传队指导员时，就经常唱这些歌以激励士气——战争年代英雄辈出，付玲就是在军队里找到了自己的英雄。
　　她说，我不喜欢当家属，也不愿偏安大后方，我是军人，我要上前线!所以，她与丈夫在残酷的战争中相互扶持，不离不弃，丈夫的英雄事迹和全身的伤疤，也像军歌一样鼓舞着她。
　　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即将到来时，付玲颇有感慨地向今日女报/凤网记者聊起了那段动荡却又伴随着坚定情感的岁月。

　　
从青葱学生到英勇女兵
　　1936年，红军经长征到达陕北;1937年，国共两党宣布共同抗日。1940年，绥德分区成立，隶属陕甘宁边区，管辖绥德、米脂、佳县、清涧、吴堡和子洲六县。尽管地瘠民贫，但陕北仍旧成为了当时共产党的抗日中心，当地百姓的抗战热情也非常高。付玲就出生在绥德县，并于1944年走上了抗日之路。
　　我出生在陕西绥德，在家排行老四，上面有三个姐姐，下面还有一个妹妹和一个弟弟。我的父亲是小商人，母亲在家相夫教子，虽算不上大富大贵，但用如今的话说，也是个“小康之家”，我们几姐弟也因此得以去学校读书习字。
　　十几岁时，我在绥德师范上学，这个学校是当时陕甘宁边区专门用来培养党内干部的。1944年，我快毕业了，部队来学校选人。在严酷的战争中，保护老百姓的八路军一直很受当地人尊敬，而因为我是优秀学生，便被大家推选了出来。
　　一想到自己有机会去打日本鬼子，我有点紧张，但更多的是兴奋，家里人也都很支持。此后，我便离开了家，三年都没能再见到亲人。
　　一开始，我被分配到120师学医。虽然没有深入前线，却经常能听到战友们讲起那些惊险的战斗故事。比如，我们卫生部的部长叶玲，在一次帮助伤员转移的过程中，她居然还能去指挥作战。直到后来，我自己也进入到战斗前线，经历了血与火的考验，才知道在生死面前，帮助战友、打退敌人，已经成为一种本能。现在想想，我也很佩服自己，十几岁的年纪，真是非常勇敢。
　　
生死相随，是她最长情的爱
　　1934年10月16日，红军在江西渡过于都河;1936年10月，红军三大主力胜利会师——从长征到抗日战争，付玲的丈夫李光汉跟随贺龙元帅，历经无数艰险，落下满身伤痕。付玲被他的英雄事迹所感动，决心一生相随，他去哪，她就去哪。
　　打仗时，我觉得部队里那些保家卫国的男人个个都是真汉子，所以我就想着，以后一定要找一个英雄当丈夫。后来经人介绍，我认识了我的丈夫李光汉。
　　光汉是湖南华容县人。他1930年参加红军，长征时期是贺龙元帅的副官，非常英勇。长征路上条件艰苦，光汉的头受伤了，但没有药可用，他就用南瓜瓤治，结果头上、身上都留下了疤痕。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光汉在359旅当营长。自从参军，他就没有离开过前线。1943年，因为战事吃紧，军队的物资供应非常困难，毛泽东主席提倡“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在全军搞起了大生产运动。光汉带领士兵和老百姓一起，既打仗，也搞生产建设，毛主席还亲自给他们提过词：“为人民服务!”
　　1944年，我在陕北见到了光汉。陕北是重要的抗日根据地，他的工作十分繁重而艰巨，组织上也表彰他为模范营长。我看到这样勇敢优秀的他，真心觉得钦佩，他就是我心中的英雄。
　　1945年，我们结婚了。
　　战争年代可没有所谓的“蜜月”，我只寻思着，光汉已经有这么多军功章了，我却一块都没有，所以我要跟他同进退，不拖他的后腿。因此，婚后头几年，我们都没有要小孩。后来到了东北，我怀孕了，但那时我是部队的宣传队指导员，我们为战士们唱军歌、打竹板、演短剧，用文艺的形式来鼓舞士气，我怎么能说走就走?于是，怀孕了我也没有休息，结果不小心在冰雪地里滑倒，流产了。我当时就昏了过去，什么知觉都没有，战友把我扶到床上休息了一阵，我就又坚持回到了部队——因为我的丈夫还在前方，我得跟他在一起。
　　
别叫我“家属”，我就是军人
　　像付玲这样的女兵，结婚生子后都会作为“军人家属”，被安排在后方带孩子，或是做其他较为安全的工作——但付玲婚后7年都没有生育，因为她不愿留守在大后方，而是希望追随丈夫的脚步，共同保家卫国。
　　付玲和李光汉夫妻的抗战经历，是家庭中最厚重、最珍贵的财富，他们的儿女也为父母的英勇而感到骄傲。夫妻俩获得的勋章等物品，都被儿子郑重地收进保险柜，存进了银行。
　　我一直都不喜欢别人把我当成军人家属，当年我也不愿被分派到家属区去，因为我觉得我就是一个军人，军人就要待在前线。更何况，我的丈夫也在前线。
　　有一次，光汉说得上是与死神擦肩而过。他去观察敌情，看了一眼后就下来了，结果，等他的一名战友再去看，这名战友就被敌人一枪打死了。光汉说，应该是自己去看的时候就被敌人发现了，而他的战友一上去，立刻就被击中了。我听了，既为他的战友感到可惜，也为他担心。但军人不能怕死，所以我能做的也只有一路陪伴，并且做好自己的工作。
　　后来，直到战争结束，我也于1952年转业，这才和光汉有了自己的孩子。1953年，我们的大女儿出生了。
　　转业后，我也不想挂着“军人家属”的牌子享清福，我依旧想出力。因为光汉是湖南人，我便转到了长沙的肖劲光部队，在12兵团军政干校负责招生。就像当初我被部队招走一样，我觉得我还是在为军队做事，我在培养新一批的军人。
　　抗战时期的经历真的很宝贵，正因为有这段经历，让我做任何工作都很有干劲。也多亏了我的丈夫，我这辈子遇到他，真的很幸运，也很幸福。虽然他在1986年就去世了，但我想他了，看看照片就会很满足。
　　
■记者手记
　　采访付玲，除了枪林弹雨的记忆，她对丈夫的感情有如一汪温暖的泉水，让烽火硝烟都变成了她情感故事中的一幕背景。
　　她爱他、敬他，不论多么危险都想陪着他;
　　她说，我家老头什么都会，会打仗，会做群众工作，非常得人心;
　　她并不想要感谢那个战乱的时代，却也是在那个时代里她遇到了心中的英雄。
　　采访过程中，付玲拿出了很多与丈夫的合影，一张张给我们仔细介绍。回忆起丈夫去世前的那段时光，付玲觉得他跟在战场上时不一样，他有时会种种菜，有时会和别人下棋——在平淡的生活里，只有付玲清楚地知道，这个卸下戎装的老人曾经多么骁勇辉煌;而自己，跟心目中的英雄生活了一辈子，而且从未落下脚步，这是多么幸福!
　　(感谢湖南省军区东湖离职老干部休养所提供采访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