算算今年已经是踏入这个行业的第六个年头，奇葩的人和事见证了一拨又一拨，但唯一能让我“又爱又恨”的，就只有那个固执得让人无奈的上访老头。
　　他叫老阳，曾是我们编辑部的常客。第一次见他是2013年的3月。那天下午，办公室来了一位头发花白、皮肤黝黑的老人，他就是老阳，一位普通农民。老阳一进门就嚷嚷：“请一定要为我维权，你们采访需要多少经费，我来出!2000元够不够?!”上访的人见的多了，可开口就能“一掷千金”的并不多见。透过老阳的讲述知道，他奔波经年、耗资数万，不过是为了区区一句道歉。采访中，老阳反复向我陈述：“不管花费多少，我都会一直上诉下去。我不图别的，只要她跟我认个错!”老阳口中的“她”，是她的亲妹妹，事情的起因，仅仅是一起家庭纠纷。
　　听完他的故事，我被这个男版“秋菊”不计成本为尊严而“战”的行为打动，为他写了一篇特稿。最终，经各方调解，老阳的妹妹在某电视节目上向哥哥表示了歉意。原以为这事就算完了，可半年后，老阳再次来到办公室，布满皱纹的脸上多架上了一副老花眼镜。老阳请求我再帮他做一次报道，理由是认为上次妹妹的道歉“没有诚意”，他依旧要为自己“讨个说法”。我突然非常不理解一位年近七旬的老人为何一定要如此执拗，他宁愿不停的奔走长沙、邵阳、洞口三地法院之间，风餐露宿，受尽冷漠，不依不饶的状告自己的亲妹妹，也不愿回家坐下来与妹妹平心静气地沟通，如此把精神抚慰看得远远高过经济利益和血浓于水，这么做究竟值不值?
　　劝走老阳后，我又为他写了一篇后续报道，讲述他仍在为“一句道歉”而奔走的现状，以及邀请网友们参与是否要打官司的讨论。当然，从心底里我更希望他能看开一点，不再为此事奔波，好好颐养天年。
　　一直到此时，和老阳的接触过程还算愉快，可接下来话风就有点变了……几个月后，老阳又来到办公室，要求我帮他把法院的一些审判文书原文照登在报纸上，任我如何跟他解释媒体不能干预司法审判也无济于事。僵持不下，他便从包里翻出一叠钱扔在我桌上，又出“壕”语：“你们报纸多少钱，我买了就是!” 两天之后，老阳又来了。这一次，老阳看上去做好了打持久战的准备，总之一句话：“你不登，我就不走!”理由也很简单：“你既然帮了我，就要帮到底!”那天，编辑部正忙着出报，他就坐在办公桌边一直守着我不停的絮叨着，看我没理他，老阳开始吵闹了起来，严重影响了大家的工作秩序。最终，同事忍不住拨打了110……几分钟后，老阳的儿子给我打来了电话，声色俱厉地斥责我们的报警行为，并表示此事要不就必须报道到底，要不从一开始就不要“多管闲事”!最后还威胁道：“如果我爸出了什么问题，唯你是问!”
　　挂完电话，我觉得有些沮丧和无奈。难道说，我帮老阳真的帮错了吗?
　　老阳第五次出现，是今年年初，他看起来心情不错，满脸笑意的向我报喜：“县法院承认了在审判过程中有过失，省检察院也下发了接收案件通知书，我的官司又看到希望了!”为了让我再报道一次“法院承认审判失误”的后续，老阳问我借了纸和笔，一笔一划的在旁边写下了一份保证书，承诺这次报道之后他再不来找我做无谓的纠缠。看着老阳的笔迹，我鼻子有些发酸。第六次见到老阳，是儿子陪着他一起来拿最新报道的报纸。父子俩向我表达了谢意及对上次那场闹剧的歉意，而我想说的是：“老阳，今后的日子，多回家陪陪你的老伴和孙子吧!”
　　故事终于告一段落。最后不得不说，在这个让我“又爱又恨”的老阳身上，我看到了一种坚守文明，坚持走法律途径的可贵精神，这绝对体现了中国底层群众法律意识的增强，以及维权手段的进步。
　　老阳是我众多受访者中的一个，他让我感觉到我们每个人都是这个时代大潮里的浪花，在这一片不可逆的波涛汹涌中，你永远都有一种被主流所裹挟的无力感。然而，浪花虽小，聚在一起却依旧能够改变大潮的方向，而记者要做的，就是去经历并记录这些从来不全由伟人们构成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