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轻时，她在深山丛林打游击，是新四军的一员。李先念曾经安排女兵帮她照顾小孩。如今年事已高，她却依然忘不了那些枪林弹雨中受伤的战士。她说，那都是她的兄弟姐妹，她曾经在战场为他们处理伤口，也曾经在大冬天与他们背靠背取暖……
她就是92岁高龄的抗战女兵余新华。
6月26日，余新华在长沙湖南省军区东湖离职老干部休养所的家里与记者谈起抗战经历时，思路清晰，语言流利，掩藏不住的是她对日寇的恨。

日本人将耕牛吊在树上吃，我们躲在山里啃树叶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游击队，一般由党所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派出或由当地人民群众组成。实行军事系统和地方党委的双重领导制度。通常组成游击支队、大队、中队和特种游击队。主要任务是：发动和组织群众开展游击战争，建设根据地，保卫人民生命财产;以分散、流动、袭击的作战方法迟滞和消耗敌人，破坏敌人交通运输、通信、侦察、指挥、补给系统和各种基地，配合主力部队作战等。余新华就打了三年游击。 　　我出生在湖北咸宁市汀泗桥镇余家村。我有一个哥哥两个姐姐，母亲在我5岁的时候去世了，父亲是码头工人，从天亮到天黑父亲都在码头上做苦力，一天所挣的钱也不够家里人温饱。两个姐姐出嫁后，哥哥没有能力照顾我，我住到了大伯家里。
记忆中我小时候，政府还公布法令，如若发现女子有缠足，得罚一块大洋。连大洋长什么样都没见过的大伯母，也就让我和几个堂姐都没有裹脚。
1939年，我16岁，父亲在码头做苦力累到吐血而死。
从1939年到1941年，那段日子我的记忆特别深，日本人在我们当地抓壮丁，抢劫牲口和粮食，乡亲们苦不堪言。日本人到哪，哪就倒霉。每次他们都是半夜来，天一亮就出来扫荡。当时村里有人组织所有乡亲躲到山上，我们只能带一些能随身携带的食物躲进山，日本人不敢上山，就在村里烧杀抢掠。他们把耕田的牛倒吊在树上，每天剔肉吃，最后只剩下牛骨悬挂在树上。我们躲在山上主要靠吃树叶为生，不能生火也不能做饭，怕日本兵发现我们藏匿的地点。日本人烧、杀、掳、抢，在中国犯的罪恶真的大啊。我父亲的三个兄弟都被日本人抓走，现在都生死不明。
当时离余家村不远的雷家村已经成立了游击队，游击队指导员朱自明(音译)、妇女队长吴克南(音译)到我们村给年轻男女做工作。1941年，我瞒着家人，参加了雷家村的游击队。保护乡亲们是我当时唯一的想法。
余家村距离汀泗桥不到30公里，当时那一片武装力量非常混乱，日本人盘踞，盗匪横行。为抵御日本人和土匪的抢劫，我们几个临近地方的游击队联合起来，互相支援进行防守。我负责给乡亲们做宣传，给组织送信。平时我们会有固定的地点上课，并有人给我们讲一些新思想，我很受震撼。1943年，我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做通讯工作，用树枝做记号来区别收信人
新四军全称为“中国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坚持华中抗日斗争的人民军队。在国共两党合作的抗日形势下，经国民党当局同意，由江西、福建、广东、湖南、湖北、河南、浙江、安徽八省14个地区的红军游击队从1937年10月陆续改编而成。 　　1944年年初，新四军来到我们游击队挑人，我顺利被选上。然后，跟同志们一起，从湖北咸宁步行至河南罗山县，来到了李先念任师长的部队，新四军第五师。1944年2月10日，这一天我一辈子都不会忘记，21岁的我穿上了新四军军装，正式成为新四军的一名军人。
在新四军，我当了卫生员，照顾在前线战场受伤的伤员。前线的战士们多拼命啊，我记得有位战士打仗的时候把自己的生殖器都打掉了，我们每天给他换药治疗。
那时候的战士很可怜，根本没得吃。我们卫生员还负责做饭，每人都随身背一个布袋子，随时挖坑做饭，可里面的米却只有一点点。
当时同志们相处都如同亲兄弟亲姐妹一般，相互依靠。在缺衣少粮的情况下，我们脖子上挂着枪，大冬天的晚上坐在树下相互背靠背取暖。
我从小不识字，在新四军部队里，只要有时间我就用树枝在地上练习写字。后来我还担任通讯员工作，因为识字不多，我每次都会把要送的信用不同长短的树枝做记号，用来区分不同的收信人，竟也从没出过错。 　　与丈夫分开，彼此五年没有音讯
如今，在余新华的卧室里，挂满了丈夫肖德明的照片，床头摆放着他们金婚时拍的婚纱照。而唯一的一张她的独照，是前两年余新华回湖北老家，在余家村拍摄的一张照片。
在跟今日女报/凤网记者聊起自己的爱情，老人提到自己丈夫时，一口一个“肖德明同志”，在那充满敬意的言语里同样情意绵绵。每到动情处，余新华不停地用手轻轻的抚摸着金婚纪念照里丈夫的脸，双眼不停地流泪。

1945年9月抗日战争胜利后，组织上为我和当时在旅政治部工作的肖德明同志做媒。他大我14岁。我当时问组织部长，肖德明同志在老家有没有老婆孩子。领导告诉我他17岁就参加红军了，在多次战役中立功。我对他充满了尊敬。成亲是在当地老百姓家里办的，当晚我们就睡在老百姓家柴火房的茅草堆里，盖的是一张满是破洞的棉被。
之后我调到了肖德明同志所在部队第53军第3师，先是做民誉工作，也就是跟老百姓打交道， 后来做宣传工作。
1946年，组织上对伤病员以及女同志发出了撤离的命令，鼓励家属回家，我当时毅然选择要跟后方部队走。撤离时，我已经怀孕一个月了，肖德明同志并不知道。跟部队走了9个月后，1947年2月2日凌晨4点，我生下小孩，10点部队统一开始行军。我一路走一路流血，走了十多里路后，棉裤被血浸透了，血一直流到鞋子里，最后整个裤腿和鞋子都梆硬的(湖南话，很硬的意思)。老乡怕我出事，跟领导请示能不能送送我。最后组织上派了两个战士用椅子把我架起来，抬了二十里路，我才活着到达了山上的目的地。
随着后方部队行军的几年时间里，我都没有任何关于肖德明同志的消息。他也没有我的消息。有次组织上让我们去看营以上战士牺牲的名单，当时上面有个名字是肖德安，我吓了一跳，一度怀疑是我丈夫，以为他改了名字。当时没地方求证，我就做好他已经牺牲的准备了。
1949年，我主动要求随军南下。从太行山到洛阳，我带着孩子一路非常辛苦地走下来。在洛阳时，李先念司令员知道我的情况后，给我派了个女兵，帮忙照顾孩子，我才不用背着孩子下地干活。
直到1950年，肖德明同志在河南商城开会，组织上通知他们可以去组织部看看名单，是否有自己爱人的名字。在300多人的名单里，肖德明同志在最后一排找到了我的名字。已经近5年没有音讯的丈夫，终于在洛阳找到了我。那是他第一次见到儿子。我们抱头痛哭。
跟肖德明同志汇合后，我和他就没有分开了，从广西的会操，到解放海南岛。后来，肖德明同志在湖南省黔阳军分区担任政委，我跟随他定居在湖南。1961年，肖德明晋升为少将军衔。
今年是抗战胜利70周年，我跟肖德明同志结婚也已经70年了。我们俩从来没有吵过架，他对我很宽容，对我很信任。这一辈子，他连自己的工资多少都不知道，也没有上街买过东西，他自己和家里所有的事情都是我打点的。2009年，肖德明同志得了血管瘤，手术很顺利，他躲过一劫。我当时还给他送了99朵玫瑰跟他过99岁的生日。只是可惜啊，不到一年他还是走了，走的时候只差两个月就100岁生日了。
我们一辈子不后悔，儿孙满堂，家庭和睦，只是因为我们俩感情太深了，他走了的这几年，我太想念他了。

记者手记
　她已白发苍苍，行动迟缓，不再耳聪目明、身体矫健，但是只要说起抗日战争那段历史，她都思路清晰，情绪激动，话匣子关也关不上，她说因为难以忘记，也不能忘记。
她曾在部队当卫生员照顾从前线下来的伤病战士，经历过很多生死离别，自然知道曾在百团大战里带领战士用“地道战”打击日本鬼子的丈夫肖德明曾经有过怎样的生死一线。在相濡以沫近70年后的今天，在采访过程中，余新华总是念叨着：“真的太想他了。”
在抗战胜利70周年时，我们无比崇敬像余新华、肖德明这样的抗战老兵。不论是前线，还是后方，不论是抗战名将，还是普通士兵，所有参加过抗战的老兵们以及在背后支撑他们的人都是中华民族的脊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