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伯，您好!我是疾控中心的工作人员，想找您女儿黄晓(化名)，请问她现在的电话是多少?”
　　“你们疾控中心找我女儿有什么事?”
　　“哦，也没什么事，就是想提醒一下她孩子生下来后别忘了来我们这打疫苗，有些情况我也想再跟她确认一下。”
　　打电话的是宋立平，她是长沙市宁乡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性病与艾滋病防治科科长。在电话中，她所说的“打疫苗”其实是个幌子，她要找到的黄晓是一名“90后”艾滋病感染者，而且还怀孕了——宋立平的工作内容之一，就是劝说这些艾滋病孕产妇去接受免费的母婴阻断治疗，这样，她们有98%以上的可能生下健康的孩子，如若不然，婴儿感染艾滋病毒的几率会高达30%。
　　这是个看似并不困难的选择题，但在各个疾控中心工作人员的实际工作过程中，虽说大部分人还是能积极配合治疗，却仍有少数人在以漠视甚至反抗的态度，来逃避这份痛楚与责任。
　　近日，今日女报/凤网记者在负责为“预防艾滋病、梅毒、乙肝母婴传播”项目进行技术管理和支持的湖南省妇幼保健院了解到，我省2014年共发现艾滋病孕产妇169例，其中年龄最小的仅17岁。在花一样的年龄，她们是因为怎样的无奈，宁愿选择“赌运气”，也不去接受母婴阻断治疗，让孩子的健康多一份保障?为此，今日女报/凤网记者采访了省内数家疾控中心的工作人员和湖南省妇幼保健院的医生，听他们来讲一讲艾滋病孕产妇的故事。
　　
“如果丈夫发现，我就完了”
　　“这个群体，悲欢离合的故事太多太多。”宋立平从2009年开始负责艾滋病患者的随访追踪以来，最让她操心的就数艾滋病孕产妇了，“因为这不仅仅是患者一个人的事，还关乎无辜孩子的未来。”
　　两年前，宋立平开始负责随访追踪一名叫黄晓(化名)的“90后”艾滋病感染者。“女孩很年轻，自己都不知道自己得了艾滋病，直到怀孕去医院做产检才发现，也是可怜。”
　　得知消息后，宋立平第一时间就通过医院联系上了黄晓，劝说她为了孩子考虑，一定要接受母婴阻断治疗——但对方的反应出乎她的意料。
　　“我没有得艾滋病，你们这些人才是神经病。”电话里，黄晓非常生气。后来，宋立平了解到，黄晓在农村长大，且文化程度较低，之前一直在外打工，后来回家嫁给了当地的村民。
　　宋立平没有放弃，又反复给黄晓打电话，但她要么不接，要么就破口大骂。尽管如此，宋立平还是向黄晓反复解释，告诉她以现在的医疗水平，只要她愿意配合，还是可以生下健康的孩子。
　　但黄晓拒绝了，她对宋立平说：“我的孩子运气才没有那么差，我们根本就不需要你们。”
　　挨骂，宋立平早已习以为常。从开始负责艾滋病患者的随访追踪工作开始，她每隔三个月就要跟已经登记在册的患者至少联系一次，问问他们的近况，“大部分人还是积极配合的，但也有人不领情”。
　　宋立平仍旧想要打动黄晓。如果不采取任何措施，黄晓将艾滋病毒传染给宝宝的几率高达30%，但如果黄晓愿意接受病毒阻断治疗，生出健康宝宝的几率可达98%以上——这在宋立平看来，似乎是件根本就不用考虑、应该马上去做的事。
　　但黄晓有她的苦衷。
　　“求求你们不要再来干涉我的生活了，我真的不需要你们的帮助，孩子的死活也是我自己的事情。我丈夫要是知道我得了艾滋病，他们家肯定会把我赶出去的，那样我就只有死路一条了。”这一次，黄晓没有再骂人，而是变成了哀求。
　　并不是只有黄晓才有这样的难言之隐。宋立平追踪随访的艾滋病孕产妇不少，作为女人，害怕流言蜚语，害怕被家庭抛弃，害怕最后一无所有，这样的恐惧让她们宁愿独自吞咽下所有的苦水，也不愿去接受治疗，更遑论与家人分享自己的痛苦。
　　同情归同情，但为了孩子，宋立平只能一次又一次给黄晓打电话，告诉她要对孩子负责。后来，黄晓的电话就打不通了。
　　“这样的情况，我们以前也经常遇到。很多患者为了逃避我们的随访就玩失踪，换了手机号码。”没办法，宋立平只好通过黄晓所在乡镇的派出所找到她的家庭住址，然后和乡镇医生一起上门拜访，结果还是没找到黄晓本人。
　　无奈，宋立平只能联系黄晓的父亲。考虑到黄晓没有告诉家人她的实际情况，宋立平也只能撒了个谎，说要通知黄晓在孩子出生后到疾控中心打疫苗，这才要到了黄晓的新号码。
　　出于隐私考虑，宋立平每次上门去对这些艾滋病患者做随访都得找各种借口，一定不能对他们的家人说出自己的真实目的，哪怕是配偶或是父母也不能。有时候去的次数太多了，怕引起怀疑，他们就只好委托当地卫生所的工作人员过去，用各种借口去找患者本人。
　　但黄晓铁了心跟宋立平“躲猫猫”，数次寻访无果，宋立平只好将黄晓定性为“失访”，“也不知道她的孩子感染了没有，希望她真的那么好运”。
　　
家人阻挠，成压垮妈妈的稻草
　　“在我们县里，虽然艾滋病孕产妇每年最多也就几个，但这些人的工作的确不好做。”宋立平说，对每一个被确诊为艾滋病的女患者，她都要联系对方，提醒她们如果有怀孕计划一定要提前告知，这样疾控中心才能帮助她们做好治疗和预防——但除了女性自身的抵触，其家人的阻挠也是宋立平开展工作的阻力。
　　“我曾随访过的一个叫小许(化名)的姑娘，她家境不好，精神方面也有点失常，嫁给了当地村民后，被丈夫传染了艾滋病。”后来得知小许怀孕，宋立平和同事多次上门跟小许的丈夫沟通，要让小许来接受治疗，实施母婴阻断。但宋立平好话说尽，小许的丈夫却死活不肯。
　　“面对这种情况，真的特别无奈。”但类似的事情宋立平遇到得并不少，“还有一个女艾滋病患者，她和丈夫都感染了艾滋病，但夫妻俩都特别抗拒接受母婴阻断，后来孩子生下来几个月后，女方就自杀了。”
　　几年的随访追踪工作做下来，对于那些不愿意跟疾控中心工作人员接触，或是不愿接受母婴阻断治疗的艾滋病孕产妇，宋立平也总结出了几种情况：“有的是担心丈夫知道自己患病，会导致婚姻危机，于是千方百计逃避疾控中心工作人员的随访;有些是无辜被丈夫传染，又因为缺乏对疾病的认识，且心存侥幸，所以便拒绝接受母婴阻断治疗;还有一些是一直不知道自己感染了艾滋病，直到怀孕甚至是孩子出生后才知道自己患病。”
　　“特别是那些被丈夫传染的女性，她们一旦知道自己感染，内心会极度恐慌，或是对婚姻家庭失去信心，进而导致对肚子里的孩子也采取听天由命的态度。”面对一些不抵触自己的患者，宋立平在了解情况的同时也尽可能地开导她们，希望她们能够乐观、坚强。
　　
迎来健康宝宝，却守不住婚姻
　　李莉(化名)就是一个想要坚强的母亲。
　　“她怀孕六七个月时才发现自己感染了艾滋病，而她的丈夫并没有感染。”卢懿是长沙市某区疾控中心的工作人员，他负责李莉的随访工作。“只有女方是感染者”，在长期跟艾滋病夫妻打交道的卢懿看来，他几乎都能预料到李莉将要面临的艰难。
　　李莉是外省嫁过来的，丈夫在长沙打工，怀孕的时候夫妻俩也都才二十多岁。欢天喜地去做产检，结果却出了这样的事情，当卢懿打电话通知李莉时，电话是她老公接的，“我感觉他应该是脑子一片空白，语无伦次地问我这个病感染的途径会有哪些，然后答应会改天来疾控中心复诊。”
　　检查结果出来了，丈夫并没有被感染。在交流过程中，卢懿能明显感觉到李莉的不安，“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得了这个病，估计所有人都会以为我做了些不光彩的事情。如果连带着孩子也感染的话，那我真的是罪人了。”李莉私下说。
　　尽管很同情李莉，但卢懿能做的也只能是告知他们一些关于母婴阻断的信息。夫妻俩很仔细地听了，说要回去考虑一下。
　　“你不知道，自从得了这个病，家里人对我的态度发生了很大变化，公公婆婆总是嫌弃我，甚至不让我上桌吃饭，丈夫对我也是爱答不理。”在一次闲聊中，李莉和卢懿说起了自己的近况。尽管如此，她还是想要把孩子生下来，只要孩子健康，那也许她还能维系婚姻和家庭。于是，她到医院接受了母婴阻断治疗。
　　孩子出生后，早期检测显示并没有被感染，但家人的态度依旧冷硬。李莉坐月子的时候，家人不仅不关心她，也不让她碰孩子，老公更是不闻不问。李莉也很生气，想着自己拼死生下孩子，却一直被歧视，这样的婚姻已经失去了意义——她想到了离婚。
　　孩子，成了离婚的焦点，双方都想要。“我得了这病，以后也不一定能再结婚要孩子了，所以，我一定要争取到孩子的抚养权。”最终，李莉胜利了，但离婚的落寞，仍让她选择离开了长沙。对此，卢懿能做的也只有祝福，并嘱咐她一些关于艾滋病的注意事项。
　　对于李莉的遭遇，宋立平也很唏嘘：“艾滋病并没有人们想象中那么可怕，日常接触是安全的，希望大家能够多包容他们。哪怕是夫妻中有一方感染了，只要在亲密接触时做好防护措施，也不会影响到正常的夫妻生活。”
　　“看了这么多艾滋病患者家庭的悲欢离合，我真的希望在这个事情上夫妻之间能够多一点包容，不管是谁的错，只要勇于面对、一起承担，悲剧也就会因此少很多。”宋立平说。
　　(下转A05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