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个健忘的时代。如同可乐、薯条和一次性筷子，我们生娃一样好不容易憋出来的新闻已成为普遍的快消品。今天耸人听闻的故事、吸引眼球的图片和令人捧腹的段子，不到明天就会被新的头条取代。
　　回望身为记者的这4年，有时软磨硬泡，转眼即忘，难免穷追猛打，却三分热度。虽经过专业的新闻学科高等教育，头脑里却有着粗浅混沌、一知半解的专业精神，和一会儿高涨、一会儿低落的新闻理想。
　　正因为如此记性差而欠成熟，所以我这儿没有哪怕一则跌宕起伏、离奇反转、神秘费解的采访故事，今天，只聊三言两语便可概之的人和事。
　　在工作的第一年，我曾采访一个下岗工人，他叫刘兆全。这个人因一场4.06元的索赔，走入我的视线。2010年，他在缴纳住院费用时，发现一个价值10元的“一次性小便壶”没有开具发票。因他质疑这项收费的正当性，此后，开启了与这家医院长达两年的维权行动。一次次上门，一次次求索，仅仅要求医院按当地物价部门的复函，赔偿4.06元，并道歉。他一次次被轰出办公室，先后至少四次拨打110寻求帮助。院方抄起10元钱往他身上扔，但拒绝道歉。
　　他仍坚持此时一定要有个结果，4.06元虽少，但在一个缺乏有效监督的环境中，这个数字可以无限大。因为任何一家医院面对的，都是成千上万的患者，任何一个社会机构面对的，都是不计其数的普通人。如果人人都选择沉默，那么不合理的数字不仅可以做加法，还可以做乘法，做N次方。
　　鲜有人理解他的行为，哪怕出警的民警。
　　另一件事则发生在去年。我采访了这么一群维权女性，她们分布在我省株洲、湘潭、湘乡等地的农村，因为外嫁、离婚等原因，被认为没有资格与哥哥、弟弟、前夫争夺土地。她们在土地分配、征地补偿等问题上被严重侵权，只好抱团取暖。
　　2015年是我国正式提出男女平等基本国策20周年，此时竟还存在着百余名“湖南出嫁女维权联盟”成员，被剥夺了国家大法赋予的合法的土地权益——只因自己是女儿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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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仅此二事，如同惊雷。因为在身边有太多“身处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的屋内而昏睡、装睡的人，面对不合理、不合法、不合规之事，因其细小，以微不足道为由熟视无睹;因其多见，以法不责众为安慰，自蒙双眼。
　　此后，我愈发不敢轻慢自己认识到的任何合法之权益与应尽之义务。
　　除了在职业范围内尽己所能有所作为，生活之中，能做的其实更多。职能部门有违依法行政宗旨的行为，我会当面交涉或拨打市长热线反映;遇到高速公路道路隐患，会立即告知122;消费索要发票;遭遇“霸王条款”，据理力争;举报涉嫌歧视女性的广告;午夜驾驶也不闯红灯、越实线;永远站在扶手电梯的右侧;在KFC用餐完毕把餐具放到回收处;搭计程车或者专车，都会在下车时说明，稍后到家再手机支付，谢谢了……
　　其实把它们都罗列出来实在奇怪又好笑，因为这都是简单的事情，也是早已被印证过的处事道理。然而，只有当每一个人都力图完善自己，不向外界推诿、抱怨的时候，社会的进步就由一个一个独立的人试图自我完善的过程当中得来。
　　即便在一个被信息冲刷到记忆无能的健忘时代，也要记得这样的生活实质，绝不把自己生活的幸福感拱手出让给昏睡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