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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刊日期:2015年05月12日> > 总第2536期 > a03 > 新闻内容
女儿举报爸爸,“中国好闺女”引非议
新闻作者:邓魏整理  发布时间:2015年05月12日  查看次数:  放大 缩小 默认
  “我要举报,我爸爸总是在高速上开车时接电话,家里人多次劝说无效,只有跟你们说了……”日前,“@湖北高速交警”官方微博突然收到一条私信。
  微博收到举报不少,但举报自己的父亲还是头一回。私信中,举报人发来两张驾驶员开车打手机的照片,拍摄时间是5月7日17时08分。
  举报自己父亲开车打手机的是一名23岁的女孩,当天她跟随父亲从洪湖回武汉,行至汉洪高速汉南路段,拍下父亲开车打手机的照片,并提供了车号。
  5月8日上午,湖北省公安厅高速公路警察总队(下称高警总队)继续调查核实。女孩的父亲陈先生说,能理解女儿举报,不责怪女儿,“女儿这么做是关爱,是担心,她做得对。我很抱歉。今后一定会注意,开车接电话至少需佩戴蓝牙耳机”。
  当天,高警总队决定,考虑到陈先生深刻认错,决定给予其警告处罚,同时对举报人小陈奖励100元。
  该事经媒体报道后,引来社会对文明行车的大讨论,大家纷纷为“中国好闺女”点赞。但也有少数质疑的声音:“闺女,你难道是为100元奖金举报亲爹?”
  网友“王远城”说:“很好啊,这样那姑娘的爸爸这辈子都会记着了,开车的时候不要打电话,不止是对其他交通参与者的安全保障,也是对自己家人的安全承诺。”
  网友“低智商的潴”赞道:“这闺女果然是亲生的,你爸没白养你!”
  也有少数网友发出不同的声音,认为这姑娘举报爸爸是为了获得100元奖金。网友“carrybaby”略带讽刺地留言:“这女儿其实想的是,奖励说不定很多,哪晓得才奖励100元!这女儿后悔惨了,还亏了100块!”
  网友的不理解让小陈很伤心。在举报之前,她根本不知道举报还有奖励,面对网友的质疑,她决定用拒绝奖金的方式来“回击”。
  5月10日,小陈在网上发出严正声明:“我举报的初衷,只是为了让我爸爸有个良好的驾驶习惯,保障行车安全,不是为了把事情扩大化、哗众取宠。事情得到这么多关注,是我始料未及的,我不希望因此影响到我爸爸妈妈的正常生活和情绪,我也绝没有收取所谓的奖励一百元,这也绝不是我举报的目的,别让所谓的金钱奖励伤害了爱护家人的真心。”
  湖北省高警总队证实,小陈已经拒绝了警方提供的100元奖金。呼吁全社会从正面理解这位有孝心的女儿,“能举报父亲岂是为了奖励?”(本报综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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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公安部交管局统计,68%的司机有过开车打手机的行为,开车打电话反应时间会慢半拍,视野范围也缩小近一半,事故风险较全神贯注开车增大4倍。按规定,开车接打手机可处警告,或处20~200元罚款并记2分。
  
凤眼时评>>
  
“女儿举报父亲”背后的爱与痛
  文/杨朝清
  在中国这样一个人情社会、关系社会,血缘依然是最为牢固的社会联结纽带。父女作为人伦至亲,说到底也是一个命运共同体。“女儿举报父亲”的角色反差,从表面上看不近人情,从本质上看却是源于对父亲的爱与关心:在多次劝说无效的情形下,“女儿举报父亲”是为了提高违规成本,从而倒逼父亲文明行车。
  据了解,开车打电话,事故风险较全神贯注开车增大4倍。究其原因,在社会转型时期,安全焦虑和风险漠视并存的复杂心理,让“边开车边打牌”、“边开车边看书”、“开车打电话”等失范现象屡见不鲜。
  如果说女儿劝说父亲是一种私人关系,“女儿举报父亲”则属于公共关系,追求的是一种价值理性。在风险社会,任何人为可控的风险因子都是我们努力消减的对象。“开车打电话”不仅给当事人父亲带来了安全风险,也给高速路上其他司机和乘客的安全带来了威胁。“女儿举报父亲”尽管在路径上有些另类,其对父亲的爱与关心却是实实在在的。
  在一个社会信任缺失的时代里,“女儿举报父亲”不可避免遭遇曲解和误读。在“恶意的揣测”和“丑闻思维”的驱使下,弥漫在陌生人之间近乎变态的不信任再次上演。面对互联网上的纷乱信息、偏激情绪和不良社会心态,“中国好闺女”以拒领警方奖金的方式来回击“举报是为了获得奖金”的荒诞论调。就此而言,“女儿举报父亲”并不是对私人情感关系的破坏,而是通过诉诸公共规则的手段,来保护和关爱父亲。
  交通安全要想从愿望走向现实,离不开公众参与。“女儿举报父亲”不是干涉私生活,而是对公共秩序的一种追求;不是追名逐利的出卖,而是饱含深情的关爱。只有弄清了这两个基本问题,我们才能深刻地理解“女儿举报父亲”的爱与痛。
  
“中国好闺女”为何嫌奖金“烫手”
  文/晴川
  女儿举报父亲开车打电话,从小方面说,这是为父亲生命安全着想,也是为全家幸福着想;从大方面说,这是为他人安全考虑。举报不避亲看似无情,骨子里全是浓浓爱意。网友赠其“中国好闺女”,可谓名至实归。但也有异样声音,最典型的,是有论者认为这是在“鼓励人性中的恶”,并拿“文革”时期类比说事。这是荒唐可笑的,根本站不住脚。
  对一个人的行为的褒贬,我们不能只看到形式,更要看目的、内容和结果。文革时期的检举揭发,最大特点是建立在互不信任之上的莫须有,为了自保不惜栽赃告密,其目的阴险恶毒,带有极端个人私利色彩。这位同学虽检举的是亲人,但这是检举违法行为,且事实存在。一个为家庭,为社会着想的行为,这不是恶,而是对亲人的爱与信任,更是对社会负责。这种与社会价值观保持高度一致的人性大爱,岂能与文革告密者相提并论?爱家人就是要时刻防止亲人犯错。如果面对家人干着违法乱纪的事却睁一眼闭一眼,这不是爱,而是将亲人往错误的道路上推。
  和谐以信任为基础。告密引起人人自危,可怕;但对于亲人肌体上的疾病视而不见,甚至总是想法子掩盖遮挡,这就是讳疾忌医,弃守责任,是种肤浅的爱,更可怕。开车接电话等交通陋习之危险性,浙江警方曾提示比酒驾高5倍,而现实中由此引发的伤己害人事故也是触目惊心。及时提醒,无疑有助于减少危害。一样的道理,如果那些深陷囹圄之中的贪官,如果家人能将他们在流泪忏悔时总挂在嘴边的“如果当初……”变成现实,能落到家破人亡、万劫不复的深渊吗?面对自己挖的坑,亲人的告诫无疑是在背后拉一把。明明知道是坑却不及时伸手,这不仅是害,甚至也是在充当帮凶。
  一个清清楚楚地在传递社会正能量的行为,只要静心想一想“能举报父亲岂是为了奖励”就能搞清楚的问题,偏偏有人不去想,不能理解,总是瞎起疑,乃至上纲上线嘲讽泼污水,这是让人感觉很糟糕的一件事。不接受奖励,本意是以此表明心迹,回应质疑,但恰恰反映出女学生内心的挣扎徘徊。当一个人对自己的正义之举,因为舆论钳制而产生怀疑,以至于失掉自信到怕奖励“烫手”,才更令人泄气。
  人病了不可怕,社会病了才是最大的悲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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