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周的某天晚上，父亲突然电话我。他是很少主动联系我的。半晌，那边挤出一丝声音：你X叔死了。我清晰地感觉到，他的声音在颤抖!我当时想， X叔是父亲的兄弟，悲痛之情可想而知啊!再说，X叔之死，让父亲感觉到同龄人开始渐渐离开自己——死亡开始逼近他们那一代人。
　　曾看过著名作家谢宗玉在《田垅上的婴儿》一书里描述乡村老人临近死亡的微妙的恐惧情愫，多年来记忆尤深。所以，这些日子，我时常揣摩着死亡的话题。我从事了十多年的新闻工作，采编过程中接触关于死亡的话题自是不胜枚举。而今天(5月12日)又是汶川大地震7周年纪念日，这让我情不自禁地想起了那次终身难忘的采访。
　　彼时，我转了两次飞机，租坐了几百公里的的士，又步行了八九个小时，穿越过数个N长的隧道，我成为第一个赶赴震中汶川县映秀镇的湖南记者。在现场，我见得最多的是死人，到处都有，甚至比活人还多。
　　生死有命，富贵在天。似乎中国人敬畏死亡，却并不害怕死者。我记得那晚，天空被泼满浓墨，环城远去的江流奔腾怒号，让人吊诡的是，整个映秀镇上一片沉寂，到处可见温顺的人们搂着自己死去的亲人。
　　第二天，我去采访。起初跟很多人交谈时，我有些如履薄冰，生怕触痛他们的哀伤。后来我竟然发现，不知是他们因为伤心过了头，还是已然接受了现实，总之，好多人居然能用一种很平静的脸容去面对我的询问，他们的脸上甚至还偶尔能掠过一两丝笑意。后来，见到好多网友指责记者冷血时，我常想，只要记者在采访时内心真正尊重死者，那些受访的家属或许并不那么脆弱——他们有时需要寻求帮助，有时仅仅需要有个人倾听。
　　那晚，余震不断，斜躺在一片矮墙下的我失眠了。山坡上不断滚下山石，躺在废墟、河流、山林等诸处的亡灵，没有一丝声响，而睡着成千上万的活着人们，竟也没一丝鼾声。那种天地窒息的情景终身难忘啊。震撼!我只能用这个词来形容。
　　之后每年的5月12日，我常常不敢去瞟一眼关于汶川地震的图文，既怕撕开那久远的已尘封了的记忆，也深感许多图文在那场天崩地裂面前显得多么卑微、无力甚至虚假、可笑。
　　一个多月后，从汶川采访归来，我黑、瘦了一圈。听说很多记者去做了心理咨询，我没去。我是个从农村出来的孩子，农村常说“红白喜事”，红是喜事，白亦喜事。死，有啥可怕?
　　但也有一次采访中我却被死者吓到了。
　　那是去衡阳采访，一个女孩为救另一个孩子在池塘里溺死了。我赶到女孩家时，尸体还摆在屋中，见记者来了，她的父亲突然一把将尸体抱住。她的脸已青得发黑，肚子鼓得可怕。他坚持紧紧地搂着她，淡然向我讲述这场悲剧，又痛诉着人情冷暖。最后，他说出要求：希望孩子被评上烈士，获得赔偿。在一旁的我只是听着，大气也不敢出，生怕他太使劲把那肚皮压破了。
　　后来，我与他对坐了一个多小时，偶尔，他从喉咙里挤出几个字来。可每每说女儿的往日时，他竟嘿嘿地笑了。他甚至拉着我去他家的老屋，说孩子先天晚上回来了。一路上果然有清楚的脚印，止于老屋的大门，大门边的基石上也赫然有清晰的屁股印，仿佛一个人夹着基石坐过。
　　晚上，我住在附近的邻居家里，翻阅着死者女孩的日记，也许是太困了，居然睡去。半夜里，窗外的雨声把我打醒，我一翻身，女孩的一张照片从日记本里滑了出来。我战战兢兢地将它们塞到门外去。
　　那是我采访生涯中最诡异的事，但我是个无神论者，后来的事在此就不说了。
　　从小到大，我都是个柔软的人，更是大家眼里“好心的孩子”。但我的职业或许正在潜移默化地影响我，比如我越来越不再害怕死者，也越来越敬畏死亡，以至于听到记者们讨论选题说哪里死了人时，我似乎感觉稀松平常，而在路上遇到某些伸手乞丐，我的内心里更多地是职业性地跳出一丝疑惑……但我确信自己还是一个良善而不丢良心，正直而不失正义的人。
　　别怪我矫情，郎心如铁，非我的本意。十余年的新闻工作让我明白，记者是个职业，要采访的人和事再怎么样，原本就该保持不卑不亢、不惊不喜的职业态度。如同医生，在手术台上一见到血就哆嗦激动，难道是富有爱心的表现?
　　哦，忘了说了，其实我挺有些自以为是的，那次，我参加X叔的葬礼后才知道，我那样猜测父亲及老人们的心思是错误的。在葬礼的宴席上，老人们该吃吃，该喝喝，甚至通宵玩牌，没人脸上闪过一些惊恐。
　　后来，我又想，或许在他们眼里，哪怕，死即便真的逼近，又有啥可怕的?死，只不过是回到了另外一个家去了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