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使是面对一个应该有标准答案的问题，她俩给我的回答居然也不大一样。
黄敏说，我第一次见到她是在她的婚礼上。“古丽努尔非常漂亮，舞跳得非常好，更让我惊讶的是她的普通话讲得比我标准，起码是二甲水平。”“地道的维吾尔婚礼上，虽然是第一次见她，但她非常热情，把我介绍给她所有的亲戚朋友，邀请我一起歌舞，让我感觉就像回到家里一样亲近。”
而古丽努尔的回答是，第一次见到她，是到学校给同事们送自己的婚礼请柬时。“有人介绍说，这是黄敏，刚刚从湖南过来的援疆老师。她笑盈盈地对我说，我没有请柬，可不可以也参加你的婚礼啊?我一下就被她的热情大方感动了。”
从何时第一次见面这个问题的答案都不一致开始，我便发现这两位在新疆吐鲁番地区中等职业技术学校“一对一、接对子”的维、汉女教师有着诸多的不一样。
黄敏是2014年8月湖南省派遣的第七批援疆教师中唯一的“90后”。来自湘南学院的她虽然是整个援疆队伍中年龄最小、尚未婚恋的“萌妹子”，但她不仅临床、教学颇有一手，而且做家务也很能干，地道的“永州血鸭”是她的拿手菜。
古丽努尔是当地维吾尔人，26岁的她从小就接受维汉两种文字的教育、接受两种文化的熏陶，高中毕业后考入南京中医药大学学习中医，现在是地区中等职业技术学校的中医教师。刚刚做新娘不久的她每天沉浸在被呵护的甜蜜之中，她的微信朋友圈这样晒道：“老公每天上班前亲在额头上的吻，可以让我原谅生活中所有不美好~~”
学西医康复的汉族姑娘黄敏与学中医的维族姑娘古丽努尔，因为筹备学校的“中医康复实训室”项目而有了交集。学校安排她们俩负责这个项目筹建，包括功能设计、器材配备与安装设计等所有工作。而两个人不一致的地方显露出来：
工作时间不一致。两人合作项目的同时还有各自的教学任务。上课时间的冲突让两人凑在一起合作项目很不容易。
生活习俗不一致。尽管黄敏做得一手好湘菜，却不能请古丽努尔来宿舍吃，因为古丽努尔只能吃清真餐，这使得两人课余交流的机会减少。
专业背景不一致。在“中医康复实训室”器材如何配备上就产生了矛盾，古丽努尔偏向中医特点思维，而黄敏认为以后学生培养方向应该是对西医康复技术的掌握。
“这么多的不一样是不是让你们的合作难以进行下去呢?”面对我的这个提问，两个姑娘却异口同声地回答：“没有!我们合作得很好。”
黄敏说，我很尊重她的民族习俗，绝不触犯维族的禁忌，而她熟悉汉语，熟悉汉族文化，非常好沟通;还有我们俩都喜欢湖南的电视娱乐，经常在一起八卦，生活上她又很照顾我，于是我们成了好朋友。这样工作上的合作就十分顺利。当在实训室器材配备上有不同侧重时，我们就一起请教领导、走访其他老师以及学生，问题就迎刃而解了。
古丽努尔则介绍，与黄敏合作很愉快就是一件很自然而然的事情。她远道而来，我在生活上就多关心她，看她的微信，当知道她想家和不开心时就请她吃清真菜，陪她吃辣椒，同她聊维吾尔族婚礼细节。在工作中我很欢迎援疆干部带来的新理念、新技术，给我帮助很大。
到我采访她俩的2015年1月5日、6日止，她们俩的合作项目设计方案已经得到上级批准，等待进入实施阶段。
到新疆采访，我不可避免地问她们对频频发生的“暴恐事件”的看法和影响。黄敏说，来吐鲁番之前，家里人担心她的安全问题，但她坚信，毕竟是在我们自己国家里，肯定是安全的。而古丽努尔正色道：这是我们民族中极少数认识肤浅的极端分子的残暴和愚蠢的行为，他们不仅危害社会，也给我们绝大多数维族人的正常生活带来坏的影响，我非常痛恨。即使发生了“暴恐事件”，但“在单位中也好，生活中也好，我们与汉族人都相处很好，一起工作、一起学习、一起娱乐，不分谁是哪个民族的，都像一个大家庭，至少我身边都是这样”。
在我回到长沙后，古丽努尔仍然给我发来微信说：“尽管维吾尔、哈萨克族、回族与汉族有不一样的历史、文化、习俗，但每个民族向往美好生活的愿望是一致的，只要每个民族之间互相尊重，互相学习，就会和睦地共同发展。就像我学习的中医与维吾尔医尽管有一定区别，但都是通过望闻问切的方式诊断治病，这才是关键。”
细读古丽努尔的微信，我回头分析我对她俩最初的提问“你们是在什么场合第一次见面”，尽管黄敏回答的是“婚礼上”、古丽努尔说的是“送婚礼请柬时”，但她们的核心却是一致的：都记住了对方最美好的瞬间!英语“Flower”翻译成汉语是“花儿”，翻译成维吾尔语就是“古丽”，常被用在维族女孩的名字里。只要各民族都承认“花”这个事物的存在并尊重对方使用“Flower”、“花儿”和“古丽”等不同的表达，那么民族间的交流、交往、交融就会如黄敏和古丽努尔一般“和而不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