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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刊日期:2015年01月09日> > 总第2503期 > A05 > 新闻内容
当不成干部,我回家当农民都不行?!
新闻作者:李旦等  发布时间:2015年01月09日  查看次数:  放大 缩小 默认
村民的拒绝:吃了“国家粮”为何还回来
1993年,18岁的张荣考上了湖南农村金融职工大学。
尽管要将户口迁出,也不能再拥有土地,但张荣对此没有丝毫犹豫。同样,不仅他的家人感到欢欣鼓舞,他所在的邵阳市邵东县廉桥镇南星村的村民们也认为这是一件光耀门庭的事。
“考上大学,跳出‘农门’,将来就是干部身份了。”由农民到干部,户口迁移所带来的身份转变,在张荣眼里,便如同是能够改变命运的魔法。
尽管家里条件不好,张荣的父母还是摆了几十桌酒席庆贺,乡亲们也都很羡慕:“荣伢子厉害,能吃上国家粮!”
大学期间,张荣也的确享受到了户口迁移带来的好处。“当时城市里的米、面、油都是凭票供应的,而我的‘非农’户口就等于是粮票、油票,因为大学生每个月的口粮都由学校供给。”张荣说。
在上世纪90年代,和张荣一样,将把户口“农转非”当做自己人生目标的人不在少数。不想再面朝黄土、背对青天,大家都期待能够做城里人。“在我的同龄人中,不少成绩好的都拼命考中专、考大学,就想这样把户口迁出去。”
然而,张荣的这股优越感并没能持续太久。大学毕业后,张荣又被分配回农村工作。因为向往城市生活,加上对朝九晚五的工作感到失望,张荣便于2000年选择了辞职,想要另谋出路。
但就业形势的变化让他始料未及。“那时的大学生已经不包分配,而我因为年龄问题,和年轻人竞争起来并没有优势。”不是工资低、就是工作累,之后的四年里,张荣总是找不着称心的工作。直到2004年8月,他听说蔬菜产业化经营能赚大钱,便萌生了回家种菜的念头。
吃国家粮的“干部”要回乡种菜,张荣的决定让村里人十分诧异,一些村民还专门跑来向他求证。张荣特意解释,说自己不单单是种菜,而是搞蔬菜产业化种植经营,但村民们还是免不了嘀咕:“吃国家粮的人在外面混了几年,居然混到回来种地,丢死人了。”
但比起流言蜚语,张荣更苦闷的还是村里居然不同意他把户口迁回老家,“说我的户口迁出去时,我的地便被重新分配给别的村民了。如今即便我把户口迁回来,也不再是农业户口,更分不到土地”。
“但从政策和法律上讲,张荣都有权申请将自己的户口迁回户籍原所在地。”邵东县廉桥镇派出所工作人员崔香芝也表示,但因牵涉到村集体的经济利益,张荣想顺利把户口迁回来并不是件容易的事。
这份“不容易”来源于“村民自治、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当时处理过张荣户口回迁问题的邵东县廉桥镇南星村原书记唐章吾说,在上世纪90年代,要办理户口回迁的大多是因为农田,目的较为单一。“而张荣已经吃上了国家粮,却还想把户口迁回农村,村民们自然反对。”唐章吾说,除了心理上的不平衡,村民们更不愿意看到自己的既得利益被分走,“如果真让他回来,当地村民的田地就可能要重新分配。但土地是农民唯一的经济来源,他们不愿意让人来分有限的地。除非张荣自愿放弃享有村集体的利益,但这对要回乡种菜的他来说也不可能”。
随着当地经济的发展,“户口回迁”也变得越发敏感。“如今想要将户口回迁的人,大多是为了分得征地拆迁款。”唐章吾介绍,过去5年里,村里招商引资,经济状况变好,加上现在村里又在搞征地拆迁,一些原来将户口迁出去的村民便又想转回来。一方想迁回,一方却因不愿经济利益受影响而不同意,为此,南星村近几年每年都会发生几起因城市户口转回农村而引发的纠纷。
“我们如今只能规定要把户口转回来的村民必须得给村组交5000元钱。即便这样,转回的人数也必须控制在100人以内。”唐章吾也有些无奈:“多一个人回来,大家分得的钱也就少了。”
回迁遇阻,就连父母也开始劝张荣不要种菜。2005年,憋了一肚子气的张荣坐不住了。过完年,他给家人留下一句“没混好就永远不回来”的话,便去了广东省东莞市打工。
初到东莞,人生地不熟,张荣过得十分艰难。最苦的时候,他只能睡在巷子里。后来,他找了一份模具加工生产的活儿,每天工作12个小时,一个月工资也才1000多元。2007年,张荣借钱开了一家模具加工厂。此后,他经历了创业失败的痛楚,又承受了再创业的艰辛,模具加工厂才总算走上了正轨。
当初被迫远走他乡,在如今的张荣看来有些五味杂陈:“原本以为大学生户口迁移是一件大好事,但时代变化太快,当初的这一迁,居然如同把自己从家乡给‘注销’了,想回都回不去的家,让人心酸。”

 “有点复杂”的大学生户口回迁
本期话题中的这三名大学生,他们当初怀揣美好梦想、响应国家政策,将户口迁移到了学校所在地,但如今却遭遇了种种麻烦与困境。其实,不仅仅是他们三人,户籍随迁带来的问题其实困扰了很大一批受此政策影响的大学生。为此,今日女报/凤网记者采访了湖南省公安厅人口与出入境管理局户政工作处副处长龚德华。
龚德华表示,大学生户口迁移政策最早是在大学毕业生就业包分配时期制定实施的。在此前提下,毕业生可以分配到稳定的工作,毕业后户口随之迁移到工作单位所在地,这一政策看似没有问题。后来,大学毕业生包分配的制度被废除,但户籍随迁的政策却没有改变。然而,不少大学毕业生在毕业后并没能找到工作;即便是此前包分配的大学生,他们也存在对所分配工作不满意而辞职的情况。
“这些待业状态的大学生户口便要被打回原籍,但事实是,所谓的‘打回原籍’并非完全的打回原籍。”龚德华说,对于原来拥有农业户口的大学生来说,此时户口的性质已经从农业户口变成了非农户口,“打回原籍”也并非是把户口再迁回原来农村的家里、变成农户,而是迁回到村委会,成为挂靠于村集体的非农业户口。
“从农业户口变成非农户口,这意味着农村的大学毕业生将失去承包土地的权利,失去继承父母所承包的土地使用权、宅基地,以及自留地的权利;同时,如果不能在城市安家落户的话,虽然是非农户口,却享受不到城市人口所享有的福利待遇。”龚德华表示,就比如文中的张荣,他就面临着毕业工作几年后想再回家乡务农却分不到田地的窘迫。
龚德华介绍,在我国,城市的土地归国家所有,农村的土地归农民集体所有。也就是说,农民拥有土地所有权,但不是个人拥有,而是集体拥有。每个农民都享有所在村集体的土地的各种权利,包括承包土地使用权、分配土地出让金等。但对于村集体来说,土地资源是固定的,所以越少人参与分配越好,这个道理同样也适用于征迁补偿款的发放。如果随便允许非农户口转成农业户口,且都可以参与到农村土地权利的分配中,这无疑损害了村集体成员的利益。
“现在的户口迁移政策较之以往宽松不少,将户口回迁至户籍原所在地已经不是难事——但前提是要主动放弃享有村里的集体经济利益。特别是在征迁期间,因为征迁补偿款是按户、按人头发放,所以当地的村组、村民基本上不可能同意迁出的村民再迁回来。”所以,龚德华也认为,在村民自治的情况下,“农转非”容易,“非转农”就很复杂,这也是社会大形势带来的结果。

与村民协商是最直接的解决办法
李桂梅 (湖南纲维律师事务所律师)
我国目前的土地政策还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该政策以户为单位,而不是以个人为单位,这就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人口的变化和土地的调整之间出现衔接问题。
比如,按照当前政策规定,农村土地所有权三十年不变。但在此过程中,户口再回迁的大学生、新生儿等的土地问题,就变得难以解决。加之各个地方的土地政策又都有所不同,便很难诉诸法律。即便法律支持,在之后的执行过程中也是困难重重。因为按照“村规民约”,土地的重新调整要征得所在村组成员的同意,如果他们不同意,那便没有办法落实。
至于户口问题,这实际上也跟土地问题差不多。原有的政策跟不上现实的需要,而新办法又没有出台,有些地方即便给出了一些解决方案,但也存在执行难的问题。
所以,对于受随迁政策影响的大学生的户口和土地问题,还有待国家大的土地政策的调整。而在目前的政策背景和实际情况下,和村民协商解决,应该是最直接、也是最可行的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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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迁,看中的是利益
随着农村土地越来越值钱,农民身份获得的利益越来越多,不少人费尽心思,千方百计地把户口迁回农村。而对于把户口留在农村的学生来说,则可以继续享受到村里的各项跟户籍挂钩的惠农政策。而且,不少家长表示,“孩子把户口迁到城市上学后,就没法享受政府征地的拆迁补偿费,人家迁出去的想迁回来还来不及呢”。!   迁,图的是方便
对于不少选择迁移户口的新生来说,自己走到哪儿、户口跟到哪儿的大学生则有择业的考虑。“考碗一族”对户籍限制深有体会。考事业编单位往往有本地户籍限制,如果户籍不迁到自己工作的城市,是没有报考资格的。与此同时,一些用人单位考虑到人才的流动性,在选择应聘人员时,也会优先选择拥有当地户口的毕业生。
由于每个城市的具体规定不同,有的外地户口在本地可以办理五险一金;但也有的公司办理五险一金需要按照本地户口办理,没有本地户口就需要千里迢迢回家乡办理户口迁出,然后再在本地办理挂靠。这种种原因,也成为不少大学生选择迁移户口的重要因素。   迁与不迁,需酌情考虑
如果学生在入学时并不打算留在高校所在城市,可以选择不迁户口,免去了迁出又迁回原籍的麻烦,况且,对于农村户口来说,迁出去容易,想迁回去就难了。相反,如果学生打算留在高校所在城市工作或者准备继续攻读该校研究生,则可以选择迁出户口。学生找到工作单位后,可再由用人单位帮助直接从学校迁出户口。城镇户口学生迁不迁影响不大,如果不考虑农村福利,农村户口转型为城镇户口可让大学生在就业时“名正言顺”一些,将来如果在城市就业安家,户口还是非常重要的。
由此看来,不同地方有不同的户籍政策,不可一概而论。迁还是不迁,最好结合两地的户籍政策、学校、单位的户籍要求做决定,避免因户籍问题而造成不必要的麻烦。
(本报综合)

编后
此前,本报曾以《让农村外嫁女脚踏实“地”》为题,报道了农村女性在嫁出本村后,因受制于“村规民约”而丧失土地权益的现象;今天,我们文中的这几名大学生同样因户籍而遭遇了一系列的土地权益问题。他们所承受的压力丝毫不比外嫁女们少。但让人唏嘘的是,外嫁女尚且能够得到人们的同情,但这群当初背负着光环的大学生却非但得不到理解,反而容易招致同村人的责备。
“国家粮”、“干部身份”……这些美妙的名词如今已不复当初的美好。自从将户口迁出,他们便成为了四处游离的“边缘人”:城市里待不住,家乡也回不去;政策的滞后,让他们面临着“跳出‘农门’后,想再当农民都不行”的尴尬。
这几名大学生的遭遇并不是罕见的个案,受此影响的人还有很多。但在此时的政策大背景下,他们的问题似乎也是无解的。曾经农村大学生摆脱农民身份的光明大道,当下却无形中剥夺了这一批农村大学生的土地,可见,制度改革乃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事情。制度体系内的任何组成政策的改动都应该配以相关政策的联动,以形成协调有序的制度改革;除了政策的细化外,保证政策的与时俱进,也是一个无法回避的命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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