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博拉
　　埃博拉(Ebola)，是用来称呼一群属于纤维病毒科埃博拉病毒属下数种病毒的通用术语，可导致埃博拉病毒出血热。罹患此病会出现数种不同程度的症状，如恶心、呕吐、腹泻、肤色改变、全身酸痛、体内出血、体外出血、发烧等，甚至致人死亡。
　　对于非洲来说，埃博拉并不陌生。1976年至 1994年间，埃博拉疫情先后数次爆发，导致大量人员死亡。2014年，埃博拉再次卷土重来。西非地区最早感染埃博拉病毒的是一名2岁的男孩，他于2013年12月在几内亚的东南地区死亡。这个地区几乎没有任何医疗系统，当时还没有人知道这是埃博拉病毒。直到2014年3月，埃博拉病毒蔓延暴发，患者死亡人数超过50人，人们才终于认识到这是一种可怕的传染疾病。截止12月10日，埃博拉已造成6388人丧生。
　　埃博拉给大多数受疫情影响国家的经济、卫生系统和政府留下了永久的印记，并迫使当地为阻止疫情扩散而抛弃传统礼仪，包括擦洗死者遗体以及在见面时握手、亲吻等。
　　1995年，好莱坞电影《极度恐慌》中，埃博拉病毒肆虐美国小镇，居民大批死亡——如今，电影中的情节却在非洲真实上演。自今年3月以来，西非爆发了自有埃博拉病毒记录以来最严重的一次疫情。据世界卫生组织12月10日的最新消息，埃博拉已导致全球17942人疑似或确认感染，其中6388人丧生。
　　面对恐慌，很多国家的医务工作者挺身而出，站在了抗击埃博拉的最前线。美国《时代》周刊称这些奋战在疫区的医务工作者为“埃博拉斗士”，并将“2014年度人物”授予他们，以此向他们的勇气致敬。
　　中国也对西非疫区伸出了援助之手，其中不乏湖南的医生和专家。8月7日，湖南籍女军医李玉(化名)到达利比里亚首都蒙罗维亚协助抗击埃博拉;8月11日，中南大学湘雅医院感染性疾病专家沙新平、重症医学科专家徐道妙以及长沙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公共卫生专家张恒三人被派驻到西非最贫穷国家之一的塞拉利昂，开展援助行动。
　　今天，我们专访了这几位“离埃博拉最近的湖南人”，听一听他们抗击埃博拉的“战斗故事”。

　　
■故事
　　
抗击埃博拉，我来了
　　“飞机比想象中的大，乘客少，飞机餐不错。透过洁白的云层，非洲大陆就在身下，心里倒是安静许多，这或许是大战前的心情。”8月17日下午17时，一下飞机，沙新平便在微信朋友圈发了这条信息。
　　8月11日，中国决定派出三个医疗专家组共9名医生奔赴西非埃博拉疫情最为严重的几内亚、塞拉利昂和利比里亚。湖南医疗专家组的徐道妙、沙新平、张恒三人被派往了塞拉利昂。
　　早前，当三个人还在长沙黄花机场候机时，他们的妻子眼泪就没停过。张恒4岁的儿子不明白爸爸此行的风险，不停高呼着“爸爸加油”，妻子却“吓得腿发软”。为了安抚家人的情绪，三个人也约好，在微信朋友圈里一律“报喜不报忧”。
　　结果，刚下飞机，医疗组便全部被带往机场的一个角落进行检查——一股浓烈的消毒水味儿扑鼻而来，此时，沙新平才真正感觉到，自己离埃博拉越来越近了。
　　核实身份并消毒后，医疗队被放行，一行人匆忙赶往码头。塞拉利昂隆吉国际机场建在小岛上，到首都弗里敦市还需要乘坐四五十分钟快艇。此时，已是当地时间晚上19时。
　　“嘿，等会儿!”见同行人员接过船长递来的救生衣准备直接往脖子上套，沙新平赶紧叫住他，递过去一个塑料袋：“隔离一下再接触皮肤。”
　　夜风扑面，简陋的快艇有些颠簸。沙新平拿出笔记本，写下到达西非后的第一篇日记：“没想到，这里的轮渡码头还比不上中国20年前的……”
　　21时30分，弗里敦市的大街上依旧热闹。当地居民逛着街、踢着球，脸上并未有任何紧张的情绪，似乎埃博拉病毒与他们毫不相干。
　　然而，在弗里敦市的另一角——塞拉利昂第四大的哈曼国王路政府医院(King Harman Road Government Hospital)，却正在经历煎熬与考验。
　　“别碰我，我不要隔离!”医院大厅里，一名身形魁梧的男子正被4名医务人员奋力压住，他的脸上写满了恐惧，一心想要挣脱医生的控制。
　　还没来得及放下行李，沙新平和徐道妙、张恒便用最快的速度将自己全副武装起来，赶往隔离区打听这名新近被隔离的病人的情况。
　　“发热、乏力、腹痛是埃博拉患者最初期的症状。”这些症状，这名病人全都有。看过病历后，沙新平提醒医院的护士：“快穿上你的隔离服!”护士耸了耸肩：“没事的。”
　　沙新平随后在反馈到国家卫计委的工作日记中写道：“当地医院防护意识太差，医务人员没有正确认识到埃博拉的可怕性。他们未穿隔离服、未戴口罩，甚至与发热病人有直接的皮肤接触，这可能加速病毒传染。”

　　
“我是火，能烧死病毒”
　　在首都弗里敦市，进行医疗援助的中国医务人员分布在可以收治埃博拉病例的哈曼国王路政府医院和中塞友好医院。因为埃博拉，城里大大小小的医院全都大门紧闭，医生担心被传染，护士也在闹罢工。此时，塞拉利昂的医务人员已经不足100人。
　　沙新平了解到，塞拉利昂的医疗系统早已崩溃，国家首席医生舍克·汗曾救助100多名埃博拉患者，最终被传染去世。消息传开，举国悲痛之余，恐惧也让当地的医生护士纷纷做了“逃兵”。
　　8月20日，受热带季风气候影响，弗里敦市高温多雨，湿热难耐，沙新平的嗓子格外难受。
　　“又来了一名疑似埃博拉的发热患者。”收到消息，沙新平立刻赶往中塞友好医院。
　　早期呕泄、中期眼睛充血，患者的种种反映都符合人感染埃博拉病毒后的症状。跑遍整个医院，沙新平都没能找到一台可以用于做检验的仪器。但凭经验判断，沙新平感到这名患者的情况不妙。
　　就在入院半小时后，这名患者的眼白部分全部变为血红色;1小时后，患者的眼耳口鼻等处开始流血;约1个半小时后，患者内脏大出血;2个小时不到，患者的心脏停止了跳动——他甚至还没来得及被隔离，便用死亡确诊了埃博拉。
　　随后，中塞友好医院一名曾给发热病人做过灌肠的女护士因被怀疑感染埃博拉而接受隔离。几天后，该院仅剩的包括中国护士在内的7名医务人员全部被隔离。
　　埃博拉的传染性很强，即便是“全副武装”的医务人员也防不胜防。据世界卫生组织10月29日的数据显示，国际医务人员共有521人感染埃博拉，272人死亡;其中塞拉利昂已有127名医务人员感染，死亡101名。
　　“说不怕是假的。”每每想起昨天都还在笑着跟自己打招呼的护士第二天便不在了，沙新平的内心就难以平静。除了感叹生命的脆弱，他每天都会加强自我防护工作，也不忘提醒身边的人。
　　但也只能是提醒。
　　“你为什么不穿防护服?”沙新平曾对医院救护车司机的防护措施表示担忧，结果对方挽起衣袖，露出结实的肌肉，哈哈大笑却不甚在意地回答他：“我很强壮!我是火，能烧死病毒!”
　　但在沙新平看来，救护车司机同样属于高危人群，“他们并没有穿防护服的要求，却跟医务人员一样，无时无刻不在接触着病人”。
　　用湖南医疗组组长徐道妙的话说，“在这个国家，你所拥有的知识常常派不上用场”。一方面，医疗条件落后的塞拉利昂缺乏必要的医疗物资，没有充足的隔离防护服，要靠其他国家援助，医务人员也没有刻意去保护自己的习惯;另一方面，宗教信仰给当地人民“洗了脑”，他们信奉“主”，认为生死有命，很多居民并不接受国际卫生组织的帮助。
　　这名救护车司机的“不在意”让他遭遇了厄运。几天后，哈曼国王路政府医院院长带来了一个坏消息——这名司机因感染埃博拉去世了。如此一来，本就所剩不多的还在工作的救护车司机又少了一个。
　　随着埃博拉疫情的蔓延，湖南援非医疗队也加快了对当地中资企业开展疾病防护与控制工作的脚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