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王大全
　　大暑节气的第二天，太阳特别大，我们都在等他跳下来。这样路人才没白等，作为突发记者的我也能收工。
　　立交桥边的路牌上站着一个男人，马路两边站着很多路人。男人拿一张纸控诉着自己的不幸，路人眯着眼睛像在围观死刑。我也眯着眼睛，看他穿什么衣服，多大年纪，想干嘛。这是我的工作。
　　消防车和警车相继停靠，安全气囊摆在马路中央，路牌临空一侧安置好安全云梯。大家行“注目礼”，我在想，如果我站在那么高的铁架上，看到所有人都朝向我，太阳暴晒，路段封锁，一定会产生晕眩感。而且那种感觉想必不坏。
　　在媒体跑突发事件报道一年了，看见很多人选择跳桥、跳楼、跳路牌，偶尔，他们还会调皮地比记者到得晚一点。他们表情相似，路人表情也相似。想跳的人眼中有恐惧和迷惑，路人的表情则很像除夕夜全家坐在客厅里一起看春晚。
　　武警叫男人下来喝水，男人拒绝了。僵持的时间里，马路对面已经有人在打哈欠，大部分人都特别认真地在守候。我突然想到孙甘露说的，市井生活总是不让人沉沦，也不让人升华。
　　大家喜欢将公共场合轻生未遂和轻生成功的人视为同类，因为他们都用放弃生命来表达不幸，以死相挟作为最后底牌。在我眼里，轻生未遂的人是梦想家，他们因为对立者而遭遇不幸，却仍然选择相信他的对立者懂得尊重个体命运。在这个可笑的悖论里，很艺术地选择用坠落作为抗议形式。另一种，比如在某报社前直接服毒自尽的人，他们选择用生命来表达绝望。前者与后者，是截然相反的。
　　下午4时，武警终于爬上了路牌，一个从路牌架爬上去，一个从安全云梯爬上去。男人突然发现两边都有人在向他逼近，进退维谷。人群也骚动着，太阳依旧暴晒。他迟疑了一下，往安全气囊上跳下去了，这样他既不会死，又完成了抵抗。路人们松了一口气，终于发出欢欣的呼声，散去。
　　我的视角刚好看到他坠落的背影，这时猛然感觉自己中暑，呼吸困难，眼前发黑，立刻冲到街边的店铺爬上二楼，面对垃圾桶狂吐不止。不一会儿，报料的路人在电话里兴奋地说：“你在现场吗?对对对，你看到了吧?不错不错，这个真精彩!”
　　看来我们的确是在千辛万苦地活成一个普通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