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身患脓血症，残疾人杨红玉被医生建议流掉怀了5个多月的孩子，夫妻俩辗转多家医院却因为风险高未被接收。奔波中，只有7个来月的孩子被生在街头。
　　8月22日下午，齐鲁医院急诊科，32岁的杨红玉躺在病床上，她瘦得两腮塌陷、颧骨突出，头上包着粉色秋衣。刚刚出生的女儿躺在身边的包裹中，发出小羊一样细弱的哭声。
　　孩子出生了，杨红玉却一点也不高兴，因为贫病交加的她养不起。实际上，在过去的一个多月里，她和丈夫从老家辗转到济南，跑遍了大大小小的医院，就想流掉这个孩子。
　　开始，杨红玉并不舍得流掉孩子，但身体状况由不得她。杨红玉从小双腿残疾，平时坐轮椅，自打怀上了这个二胎，就得了褥疮，后来褥疮恶化，她三天两头发高烧，去医院检查发现褥疮引发了脓血症。医生建议她流产，这时候肚子里的孩子已经5个多月。
　　两口子辗转多家医院的妇产科，“他们看我病情严重，不敢给我流产。没办法，我们卖了麦子，拿着一万多块钱来了济南。”杨红玉说。
　　在济南，杨红玉坐着轮椅跟丈夫一家医院一家医院地询问，却仍旧没有医院愿意做这个高风险的引产手术。眼看着肚子一天比一天大，抱着一线希望要流产的两口子越来越茫然。
　　为了省钱，在过去的一个月里，两口子走到哪个医院，晚上就睡在哪家医院附近的大街上。
　　在老家枣庄，夫妻俩有一个孩子，已经三岁。因为杨红玉坐轮椅，一个人照顾不了孩子，丈夫卢法芝一直没有到外地打工，只是伺候家里的六亩麦子地，日子过得能省则省。
　　8月22日这天清晨6点多，躺在大街上的杨红玉肚子疼起来，救护车还没到，孩子就生了下来。只有7个多月的婴儿又小又轻。杨红玉看着弱小的孩子叹了口气，“我自己治病都没钱，这个孩子可怎么养?”
　　丈夫卢法芝话不多，长年干农活让他又黑又瘦，36岁的他显得像个五十多岁的大叔。采访中，卢法芝突然在病床周围上下翻找起来。一问才知，装有看病钱和各种证件的包不见了，从大街到产房、从产房到急诊室，8月22日一天，卢法芝推着妻子来来回回，不记得包丢在了哪里。
　　听说包找不着了，杨红玉立刻急得流下了眼泪，“里面有一万多块钱，这是我们带来看病的。要是丢了，今天晚上我们都没的吃了。”好在慌乱了一会儿，卢法芝在产房门口找到了包。
　　(据《齐鲁晚报》)
　　
医院拒收重病产妇的三大“痛点”
　　文/郭元鹏
　　奔波两个多月，都没有找到一家愿意接收的医院。最终，这对可怜的夫妻在求医的路上，将孩子生在了大街上。我们看了这样的寒冷，都会不寒而栗。但是，面对这样的事情，我们能仅仅埋怨医院的无情吗?我们需要问一问，在这个过程中，究竟谁错了?患者?医院?还是我们的社会?
　　在笔者看来，在这个寒冷如冰的事件中，有着三个“痛点”。少了任何一个，都不会出现这样的事情。
　　这是妊娠知识匮乏的“痛点”。杨红玉患有脓血症，笔者查阅了有关资料，这种疾病是不适合生孩子的。当然，杨红玉曾经生过孩子，在生第一个孩子的时候，她并不是脓血症患者。但是在患有脓血症之后，再准备要第二个孩子，不仅是对自己的不负责任，更是对孩子的不负责任。暂且不说这个疾病是不是会遗传，即使不会遗传，孩子的未来总是需要考虑的。现实生活中，类似情况的妊娠还是多见的。艾滋病儿童、遗传心脏病，可怜的孩子在才是“种子”的时候，就已经注定是一个疾病患者了。而事实上他们的父母都是知道会有这种可能的，而是他们义无反顾的要把孩子带到人间。虽然说孩子有生命权，问题是，我们把痛苦赤裸裸的放在孩子的身体上，是不是也错了?
　　这是医院唯利是图的“痛点”。我们不断的进行医疗制度改革。无论是药品零差价，还是提高诊疗费，亦或是提高报销比例，这都显示着政府对于医疗回归公益的美好期盼。但是，检验一个制度的成功与失败，不能仅仅是制度制定者的“走入深水区”的表白，还应该是实际效果。当死在医院门口的患者出现的时候，当没有押金就要停药的尴尬出现的时候，当医院挂出“庆祝本院病人超四万”的条幅挂在高高门楼上的时候，唯利是图已经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而“不需要吊水的常见病名单”必然只能是一张废纸。医疗事业还是需要回到公益位置的。
　　这是责任难以厘清的“痛点”。在这起事件中，很多医院都不愿意接收这个患者，这固然是寒冷的表现，但是我们扪心自问一下：真的仅仅是医院错了吗?医院是错了，其实错了的还有医疗鉴定的问题。责任难以厘清边界，谁愿意没事找事?同样是看病救人，看个感冒都能赚几十元的医疗考核，而如果接手了这个身患脓血症的杨红玉，不仅拿不到多少提成，还有可能因此惹来麻烦，哪个医院不会畏惧?哪个医生敢于接手?这其实需要反思的是医疗事故鉴定和责任如何厘清的问题。医院和医生的利益和患者的利益需要制度来破解，而不能仅仅去谴责医院。
　　医院拒收重病产妇有三大“痛点”，这些“痛点”消失的时候，医患关系才有可能和谐。如何消除这些“痛点”，是到了制度发力的时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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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岁产妇临盆被司机赶下车,路边自咬脐带产子
　　据《广州日报》报道， 8月18日晚上11点多，在京台高速由南向北K458公里处，一名乘坐高速大巴客车去济南的产妇自称即将临盆，却被客车司机赶下车。结果，产妇在高速路边自己咬断脐带产下一名女婴。报警后等待救助的过程中，这名43岁的彝族产妇还抱着孩子步行了近6公里。被送到泰山医学院附属医院治疗后，母女平安。
　　据京台高速济南路政大队值班人员介绍，他们接到报警的时间为8月18日晚上11点40分，报警人称，在京台高速由南向北K458公里处，一名即将临盆的产妇被一辆大客车丢在路边。
　　路政值班巡查人员拨打120求助后，迅速前往报警人所说的地点，但在K458公里处并没有发现报警人。值班巡查人员孙凯徒步沿高速公路向前寻找，19日凌晨0点30分左右，孙凯在K452公里处的沟里发现了这名产妇和其弟弟，此时，产妇已经产下了一名女婴，并抱着孩子徒步行走了近6公里。
　　路政巡查人员随后将这名产妇接到路政执勤车上，又给她送上热水，并详细询问了产妇的情况，等待救护车的到来。
　　这名产妇原籍四川，今年43岁，是彝族人。自称18日晚上乘坐大巴去济南打工，途中身体突然发生状况，即将临盆，但客车司机却拒绝这名产妇在车上生产，便将产妇和其弟弟赶下车，丢在路边后开车走掉。
　　一段时间后，泰山医学院附属医院急诊科和产科医护人员赶到现场，从路政执勤车上将产妇和婴儿接到救护车上，并紧急将产妇送往产科进行治疗。医护人员了解到，这名产妇自称当时生产时将脐带咬断，胎盘放在了路边。
　　经过检查，产妇生下的女婴体重3500克左右，经过紧急治疗，目前母女平安。8月19日晚上，产妇已经出院。
　　
“司机驱赶产妇”源于冷漠的社会排斥
　　文/杨朝清
　　临产孕妇具有“等不及”、“伤不起”的焦急和迫切，理应得到及时、有效的关心、帮助和社会支持。然而，面对即将临盆的孕妇，客车司机却采取了野蛮的驱逐手段，让这名可怜的孕妇处于孤立无援的困境。这样的麻木与冷漠，错得让人揪心甚至寒心。人们不禁会发问：这样的客车司机，哪位乘客愿意把信任托付给他?
　　从社会角色的角度来说，客车司机需要将乘客安全、快捷地送达目的地。面对运输过程中出现的突发紧急情况，客车司机不是想着如何去帮助这名孕妇，而是想着如何推诿、卸责。在成本和收益的算计与权衡之后，客车司机选择了“逐客令”，既违反了见义勇为的道德规范，也背离了客车司机的角色规范。
　　面对需要帮助的乘客，客车司机不是选择挺身而出，而是选择“全身而退”。对临产孕妇的遭遇缺乏敏感的反应能力，明知将孕妇赶下车会面临更多的安全隐患和风险，依然偏执而为，这种极端的利己主义让人性之恶暴露无遗。客车司机自我保护的社会排斥，将临产孕妇推到生与死的边缘地带。
　　在著名社会学家孙立平看来，当人们可以为罪恶找到理由，哪怕是自欺欺人的理由，冷漠也就随之产生了。在成本与效益的比较与权衡中，旁观成本最小是可预期的，收益则难以预期——孕妇生产具有一定的安全风险，一旦在客车上发生意外事故，责任由谁来承担?为了避免利益受损，客车司机选择了最简单也最粗暴的做法，将孕妇驱赶下车。
　　迎接新生命，通常是一个快乐大于痛苦的过程。可是，被赶下车的孕妇不仅承受了生产的巨大压力和风险，还感受到了社会的冰冷与坚硬。那位即将到来的孩子，还没有到达这个美丽世界，就成为无人帮助的“孤儿”。客车司机的无情与冷血，让这对母子承受了她们不应该承受的“生命之重”。
　　法国思想家伏尔泰曾说，“人人手持心中的圣旗，满面红光地走向罪恶”。人性的黯淡，让社会排斥的藩篱高筑，每一个人都可能陷入无助的境地。在这起事件中，尽管过程充满艰辛和悲苦，但母女平安的结局却稍稍让我们感到一丝宽慰。只不过，对麻木与冷漠人性的救赎，对社会排斥的消解，依然是一个沉重和紧迫的现实命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