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16日上午，韩国载470余人的“岁月”号客轮在全罗南道珍岛郡海域发生沉船事故。乘客包括325名前往济州岛修学旅行的京畿道安山市檀园高中的学生和14名教师。据韩联社4月23日消息，23日，韩国“岁月”号客轮搜救工作进入第8天。失事客轮遇难者人数上升至150人，失踪人数为152人。
　　韩国“岁月”号客轮沉没事件中，失踪乘客家属乃至韩国民众被一个残酷现实所触动：客轮发生严重倾斜后，船上300多名学生中大多数仍然按照船方指示留下船舱中待命，最终与客轮一同沉没;一些没有听从指示的学生反而因此获救幸存。
　　韩国媒体不禁拷问，灾难之后，韩国家长该如何教育自己的孩子?继续绝对服从长辈或权威的指导，还是按照自己的判断行事?
　　然而，需要有这种反思的，难道仅仅只是韩国家长吗?
　　危急关头 鲜有跳船
　　韩国《中央日报》4月22日报道，根据一些客轮遇险后抵达现场的其他船只船员回忆，“岁月”号沉没前，已经有不少船只在现场准备施救，但几乎看不到人从“岁月”号上跳船逃生。
　　“太奇怪了，”当时在现场的油轮DOOLA ACE号船长文预植(音译)回忆，“(‘岁月’号)客轮倾斜了45度以上，已经是不可能恢复的状态，但是没有人跳入海中。接到珍岛海上交通管制中心的联系，我们和其他几艘船在周围随时准备救援时也是这样。”
　　文预植说，他的油轮当地时间16日上午9时许接到海上交通管制中心的共同援救请求，9时23分抵达距“岁月”号200米处。当时，油轮已经备好救生艇和救生衣，随时准备救援。“如果谁从船上跳下，就能得到救援，”文预植说，“但是没有人从船上出来，让人焦急。”
　　另一艘油轮Dragon Ace11号9时33分抵达距“岁月”号50米处，曾经鸣了几次汽笛，以提醒客轮，旁边有援救的船只。这艘油轮的船长玄挽洙(音译)说，两船相距50米，任何人穿上救生衣跳海，就可以被打捞上来，“我以为乘客们肯定会跳船，但没有任何动作，令人吃惊”。
　　权威指引 责任重大
　　一段由幸存者拍摄的现场视频近日在韩国互联网广泛传播，显示船体已经严重倾斜，但船上学生仍然平静地坐在甲板下的船舱内，视频中还记录下了船员要求学生们待在原地、不要试图逃生的广播声音。
　　这次沉船事件中，大多数乘客绝对服从船方指令的现象被不少西方媒体所报道。路透社评论，在长幼尊卑观念根深蒂固的韩国社会，来自上级和权威的要求往往不会遭到质疑或挑战，不少乘客完全服从船方指令，可能因此失去逃生机会。
　　据调查，客轮遭遇险情后，船长李俊锡只是要求乘客穿上救生衣，待在原地，大约30分钟后才下令疏散，而船长本人最先弃船。正是这一处理，成为外界诟病最多的劣迹。
　　一些人甚至质疑，如果船长根本没有下指令，即使缺乏安全指引，与客轮一同沉没的学生或许会少一些。
　　“如果大多数乘客是成年人的话，情况可能会不同，”韩国中央大学社会学教授申光永(音译)说，“正因为不少乘客是学生，他们听从大人的指引，最终可能被确认的遇难人数大幅增加。”
　　DOOLA ACE号船长文预植说，“岁月”号倾斜后，不少船只已经在现场施援，如果船长李俊锡马上对乘客说“从船上离开”，就会有更多生命得救。
　　根据“岁月”号与海上交通管制中心的通话记录，“岁月”号船员显然知道旁边有船只，但船长就是没有发出跳船指令。
　　Dragon Ace11号船长玄挽洙说：“那一瞬间让乘客不要跳船，当时(‘岁月’号)船长的精神是否正常令人费解。”
　　成长教育 尴尬难题
　　《中央日报》报道，幸存乘客中，不少人正是因为没有听到、或者无视船方指令，反而获救，包括一些私自到甲板上抽烟的淘气学生;而多数学生却因为听从指挥而与客轮一同沉入海中，迄今下落不明。
　　这个残酷现实为韩国家长带来教育难题：如何对孩子讲述从事故中汲取的教训?
　　“那些不听指挥的孩子活着回来了，听话的孩子却失踪了，”一名中学生的42岁母亲告诉《中央日报》记者，“当我和其他学生家长谈论到这一点时，我们都说，或许应该告诉孩子，不要再相信陌生人或者老师。”
　　一名32岁母亲说，当听到“岁月”号船长和部分船员要求学生原地待命，自己却私下弃船逃生，“孩子们还怎么去相信大人?我不知道是不是还要告诉我孩子，遇到紧急情况听大人的话，还是说应该让他尽快逃离现场。”
　　不过，也有一些专家认为，不应该因为这起事件而全盘否定权威指引。
　　“在发达国家，应对紧急情况的最基本步骤是听从权威指挥，”光云大学建筑工程学教授李文和(音译)说，“不过，确实需要有精确的指导和相关培训，以确保这些权威人士不会作出错误指引。
　　(本报综合)
　　除了韩国，中国也该反思“服从”文化
　　文/郭文婧
　　不仅是韩国，实际上整个儒家文化圈都存在“服从文化”的倾向，强调对尊长的服从，信仰对祖先的崇拜，否则就是“大为不道”、“数典忘祖”。作为儒家文化发源地的中国，“服从文化”更盛，“三从四德”和“三纲五常”更是将这种服从文化发展到了极致。时至今日，无论家长、老师还是尊长，仍习惯性地作出一脸严肃、一身正气、一副凛然不可侵犯的样子，训诫孩子、下属要“听话”。因此，除了韩国，中国更应该反思服从文化。
　　在服从教育久而熏陶之下，“听话”，似乎就成了圣旨，即使是犯罪分子，警察一声“听话”的怒吼，也至少会愣一下。无论是发出“听话”命令者，还是接受“听话”命令的人，在“听话”的震慑之下，几乎很少，甚至完全没有，去思考听谁的话?怎样听话?听什么话?为什么要听话?听了话会怎样?不听话又会怎样?因为缺乏对“听话”的反思，一方面是唯我独尊、自以为是，要别人听话;另一方面是因循守旧、鹦鹉学舌，习惯听话。
　　“服从”并非是一个天然的贬义词，需要看具体的语境。该服从的时候，当然要无条件的服从，这时的“服从”就是一种优良的品质。但在缺乏主见的情况下，盲目服从，就不值得鼓励了。有研究发现，习惯于“服从”者，精神生命易被扼杀，往往缺乏自信与勇气，缺乏独立精神，缺乏创新和创造能力。
　　人为什么会选择服从?是出于人的本性，即人都有免受惩罚或寻求奖赏的欲望。于此，虽然领导者都是为了追求井然的社会秩序，但儒家文化和现代西方文化却衍生出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儒家文化有意或无意将人惧怕批评和处罚、追求表扬和奖励的天性放大，强调服从，形成了威权体制;现代西方文化基于人性的弱点大力弘扬人的主体精神，教育人们学会自理、自立、自治、自觉，强调自我管理的自律文化。
　　服从文化需要权威在场，但权威又不可能每时每刻在场，于是饱受服从文化熏陶的人，就容易形成表里不一的人格;而自律文化中没有权威的存在，只有自由和责任，于是饱受自律文化熏陶的人，可能更容易表现出表里如一、慎独的品质。服从文化是期望从他处获得什么，所以服从文化中人们的心更容易累，信任感和幸福感都会较低;而自律文化是服务于自己的自由心证，所以信任感和幸福感会更高。
　　法国著名教育家、社会学家涂尔干，在《教育与社会学》中指出：“教育的目的是使出生时不适应社会生活中的个体我成为崭新的社会我”。现代社会，从上幼儿园到大学毕业，人的一生约有19年时间在学校度过，学校教育成为人的社会最主要的途径。因此，尽管整个社会都应该反思服从文化，但毫无疑问，学校教育是最应该反思的，我们不仅应该少让孩子们习惯于“听我的话”，更应该真诚、单纯、温暖地去“听听孩子们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