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接A04版)

　　常德“婴儿安全岛”：永不言“弃”的坚守

　　“婴儿安全岛”的困惑

　　3月16日下午，广州市社会福利院宣布，该院启用48天的 “婴儿安全岛”共接收各种残疾弃婴262名，因不堪重负暂停“婴儿安全岛”试点，原因是这个数字已经超过广州市社会福利院能够承受的极限。

　　“我们注意到了这条消息，这是无奈之举。”刘宁说。不过，让常德市社会福利院没有想到的是，广州“婴儿安全岛”的关停，会这么快波及到常德社会福利院的“婴儿安全岛”。

　　3月25日晚上10时左右，刘宁加班回家。刚经过“婴儿安全岛”，便看见有人在丢孩子。“丢孩子的人估计是孩子的父亲，一见到我们撒腿就往外冲。”

　　一行人冲上去追上该男子后，男子说出了自己的苦衷。这是一位年轻的爸爸，23岁，广东梅州人，他和孩子母亲未婚先孕生下一男婴，被查出患有唐氏综合症(注：又称先天愚型，存活者有明显的智能落后、特殊面容、生长发育障碍和多发畸形)，花了三十多万元后都没有治愈。在得知广州的“婴儿安全岛”关停后，他们当天乘车赶到常德市社会福利院，趁着夜色的掩护，把孩子丢在这里。“虽然经过大家劝解，该男子似乎有了悔意，但是趁大家不注意，他还是消失在夜色中。而被丢下的5岁男孩哭得撕心裂肺。”

　　这是常德市社会福利院“婴儿安全岛”里目前收到的唯一的一名外省弃婴，也是该“岛”启用近半年来收到的第20个孩子。

　　这不是一个简单的数字。刘宁告诉今日女报/凤网记者，以往每一年常德市社会福利院收到的弃婴平均起来不超过10个，现在，“婴儿安全岛”启用到现在，不到半年的时间里，这个数字已经翻倍，存在明显的上升趋势，给福利院带来的压力也明显增大。

　　“从小的方面来说，首先压力增大的，是人手不够。”王国清说，“婴儿安全岛”里的孩子全部安排在他管理的儿童部。记者在采访时看到，照顾这些孩子的，大多数跟张玉芝一样，年纪都比较大。“有一位七十多岁的奶奶，还管理了5个孩子。清一色的不同程度残疾的孩子，工作必须细心有经验，一般的年轻人，不愿意来也做不来。”张玉芝说，现在随着弃婴的增多，孩子们吃饭都得排队。

　　随着广州“婴儿安全岛”的关闭，常德市社会福利院最初也担心出现比较大的弃婴分流，波及到这里，一度也采取了防范措施。“我们在加紧准备床位。”刘宁说，不过庆幸的是，这种担心目前还没有出现。

　　“我们要告诉大家的是，‘婴儿安全岛’的设立，不是纵容那些狠心的父母丢孩子，而是对一些父母丢弃孩子的违法行为做一个补救，这个补救，只是针对孩子的。”跟今日女报/凤网记者交谈的时候，刘宁一再强调。在“婴儿安全岛”设立之前，一般的弃婴被人送到福利院，大多数是在公园、甚至厕所等一些隐蔽的地方，有时候发现的时候，孩子甚至已经没有了生命体征，有的虽然还活着，但是由于环境造成的二次伤害，增加了救治的难度。“基于对孩子生命的尊重，才设立了‘婴儿安全岛’的。”

　　不过，现实总是很无奈。有一次，大白天的，正是下班时间，有父母来丢孩子。“我们阻止，可对方却说：‘这里不就是给我们丢孩子的吗?’”说到这对父母，刘宁直摇头，“最后见我们报警他们才把孩子抱回去。”

　　第二天，刘宁安排人在“婴儿安全岛”的旁边树了一块牌子，写上了醒目的一行字：“弃婴是一种违法行为!”用以警示那些前来丢弃婴儿的家长。不过，从目前常德市社会福利院收治弃婴的情况来看，并没有达到明显的效果。常德市社会福利院副院长梁志勇坦言，建立婴儿安全岛，是为了给弃婴一个安全、温暖的环境。民政部门更多地是从关爱孩子的角度出发，并没有过多地考虑其他。

　　最困扰常德市社会福利院“婴儿安全岛”的，还是资金压力。刘宁说，在救治弃婴这一块，政府给我们的资金每年都有一个上线。又要救治孩子又要考虑经费，对于福利院来说，这是个两难的选择。

　　就在今日女报/凤网记者采访前几天，为了抢救一名丢弃在“婴儿安全岛”的弃婴，花了两万多元。而常德市社会福利院每年可用于孤老、弃婴的医疗费用总共才30万元。

　　“有几次为了医疗费用，福利院甚至跟医院发生了争执，后来政府出面，医院才做出让步。”王国清说。3月30日，就在今日女报/凤网记者采访时，为了一个弃婴的医疗费问题，王国清试图寻找到可靠的文件支持。不过，翻遍所有的文件，最后王国清找到的还是一份“模糊”的文件。这让他跟对方交流显得很是没有底气。

　　“为了‘婴儿安全岛’的孩子，只有我们求人。”王国清说，这也是他工作的一个困惑。

　　▲“如果他的眼睛可以跟着我的手指头动，就证明他能跟我们交流。”一名志愿者说。

　　■权威声音

　　在今年两会期间，民政部部长李立国在回答有关记者提问“婴儿安全岛”试点工作情况时说：“在全国10个省份建立25个‘婴儿安全岛’，是民政部对儿童福利工作进行的一个改革尝试。目前是一个试点工作状态。这些试点机构面对的情况是，弃婴的生命安全及时救治、接收的服务保障取得了明显效果。但同时在特大城市和个别大城市，一两个月的时间内，也出现了弃婴的数量显著增长，显著高于去年同期数量的情况。婴儿安全岛目前还是刚刚开始试验的阶段，实验过程中也反映出是利大于弊的。我们不断地在跟踪婴儿安全岛的进行情况，及时地进行分析判断，还要再试一段时间，再进行综合性的分析判断，目前下结论，为时还早。”

　　民政部副部长窦玉沛强调，在中国，遗弃婴儿属于违法行为，也为社会道德所不容。设立弃婴岛，正是基于生命至上、儿童权益优先的原则，与中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的立法精神是一致的，与刑法打击弃婴犯罪也是并行不悖的。

　　■盘点“婴儿安全岛”现状

　　截止目前，中国已有28个省区市“试水”建立“婴儿安全岛”。除河北、天津、内蒙古、黑龙江、江苏、福建等10个省区市已建成25个“婴儿安全岛”并投入使用外，还有18个省区市正在积极筹建“婴儿安全岛”或弃婴观察救治中心。

　　●2011年6月1日，石家庄市社会福利院建立了我国首家“婴儿安全岛”，导致该院收治弃婴数暴增。有人担心“婴儿安全岛”的存在会纵容弃婴行为，一度引发很强的社会争议。不过，该“婴儿安全岛”的设立，大大提高了弃婴的存活率，而获得民政部的关注。

　　●2014年1月28日，广州市社会福利院“婴儿安全岛”启用。3月16日下午，广州宣布，因不堪重负当天起暂停“婴儿安全岛”试点。广州市社会福利院院长徐久3月16日在“婴儿安全岛”试点工作情况通报会上介绍了暂停“婴儿安全岛”的原因：除了目前更需要对广州市“婴儿安全岛”试点工作经验进行总结之外，“婴儿安全岛”试点工作启动以来福利院接收弃婴人数短期内急剧增加，已达到广州市社会福利院能够承受的极限。

　　●2013年12月1日，南京市《开展“婴儿安全岛”试点工作的方案》正式实施。“弃婴岛启用仅88天，就接收了近140名弃婴，差不多是以前一年的数量。”3月17日下午，南京市社会儿童福利院院长朱洪接受当地记者采访时表示：“我不希望南京是第二个广州，不过再这样下去，难以保证南京不是第二个广州。如果将来福利院达到饱和，为了对每一个孩子负责任，可能会选择适当的时机，关闭弃婴岛。”

　　以保护婴儿生命权、健康权为要义的“婴儿安全岛”，显然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设置，它意味着一整套与之相配的机制。上至法律，下至具体的责任承担主体，都需要解决。此外，如何从源头上减少弃婴的产生，更是有待多方共同努力。

　　常德市社会福利院办公室主任刘宁接受今日女报/凤网记者采访时说，在发达国家，父母如果丢弃婴儿，让婴儿处于危险状态，父母首先得接受法律的惩罚，甚至被剥夺孩子的抚养权。但目前我国在对待“弃婴”方面的法律还不是很完善。

　　湖南万和律师事务所资深律师李健表示，我国法律目前并无“弃婴罪”，刑法里有遗弃罪，治安管理处罚法对遗弃行为也有处罚。根据我国刑法第二百六十一条规定，对于年老、年幼、患病或者其他没有独立生活能力的人，负有扶养义务而拒绝扶养，情节恶劣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目前我国法律对弃婴行为没有细化的界定和分类，父母把孩子送到“婴儿安全岛”，客观上还是弃婴。这种矛盾、模糊不仅让送婴儿去“婴儿安全岛”的父母要偷偷摸摸、担惊受怕，也让相关部门执法的时候难以把握。安全岛于幼小生命来说有着重大意义，确立相关法律已经刻不容缓。李健律师呼吁，随着我国目前“婴儿安全岛”的增多，最高人民法院应尽快做出司法解释，重新界定弃婴行为，“完善、细化何种情况下为弃婴行为”。

　　对于如何解决“婴儿安全岛”如今面临的困局，有专家提出，“婴儿安全岛”虽然让被抛弃的孩子能及时被发现并得到救治，但目前公共机构不足，福利院没有足够的人力物力来救助那么多的孩子。这种情况下，除了壮大公共机构的力量之外，可以团结慈善组织，共同拯救这些被抛弃的孩子。对此，刘宁在接受今日女报/凤网记者采访时回应，“欢迎社会爱心力量参与”。

　　中国儿童福利和收养中心主任李波认为，要从根本上解决弃婴问题，应通过建立儿童大病医疗保障制度，完善家庭扶持政策、对残疾和大病儿童的家庭提供支持，建立残疾儿童免费康复和特殊教育制度等途径，健全儿童福利保障制度。同时，要加强孕前、孕期指导和检查，提高生育技术水平，通过源头治理，降低婴儿出生缺陷发生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