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氛有点尴尬。自己介绍来的人临阵逃脱了，怎么收场?袁秋莲心一横：“我试试!”
　　家州，就这么误打误撞进了袁秋莲的家门。
　　家州患有心脏病、唐氏综合症(即先天愚型)，不仅智力低、面容特殊，而且生长发育均落后于正常孩子。“福利院要送他去上海做心脏手术，结果两次被医院退回来，就因为体重不合格，太轻了。”
　　袁秋莲比划着：“猫崽子似的家州躺在那儿，连1米长的小床也显得宽敞极了。”这张钢丝床有些年头了，它曾载着袁秋莲的女儿和4个寄养孩子先后长大。
　　当时，只要瞅上一眼，亲戚朋友都会不由地“摇脑壳”。
　　袁秋莲和张力心里都打着鼓，这孩子带得活吗?可想归想，怕归怕，在人跟前儿，袁秋莲总是大手一挥：“你摇脑壳可以，别的什么不要讲!我不爱听!”
　　为了家州，袁秋莲赌了一把。没想到，小家伙还真为袁秋莲争了口气。今年“六一”，家州就5岁了。“会叫爸爸妈妈，会从1数到3，还晓得讲‘客气话’!”两口子说起宝贝的点滴进步，笑了。
　　2月28日午饭间，今日女报/凤网记者见家州筷子使得极顺手，吃得兴起，还能左右开弓。
　　“小猫崽长成了小牛犊了!”爸爸张力无不宠爱地说，这小子爱吃腊肉，最爱带肥肉的，能一口气吃光大半碟，“能耐!”
　　三份压岁钱
　　2月28日，春寒料峭，小不点敏娜一个人晃晃悠悠走到院子门口，又被邻居逮住送了回来。
　　袁秋莲倒是放心。“村里家家户户，不管走到谁家，都会塞上一把零食。没谁嫌弃咱们带的小孩。”
　　不过出了村，外头就说不准了。
　　“看着吃饭不进。”这是张力听过最难听的一句话。几年前，家里曾寄养过一个唇腭上裂至内眼角的女孩。女孩被福利院的孩子戏称“牛魔王”，外人评价是“面目狰狞”，张力却丝毫不介意，反而对她疼爱有加。一次带她出去“吃酒席”，同桌的人这么一句“闲话”让他瞬间“着了火”，“吃得进就吃，吃不得就走!”发过火后，他又柔声对身边的小家伙说：“我们大大方方吃完!”
　　“人心都是肉长的，这样的孩子，我们在路边捡到都要带大，何况是福利院拜托我们照料。” 张力把自己一家对孩子的关照看做人性使然。对于妻子的这份工作，他十二分赞同。袁秋莲的女儿正在上初中，每天放学一回家，人气就旺得不得了，“两个小鬼都爱粘她。”
　　过年时，76岁的爷爷给三个孩子都发了压岁钱。“自己家的有什么，他俩就有什么。” 　　家有无敌破坏王
　　2月28日，推开舒惠文家房门，记者看到的是4个安静的孩子。
　　“老大小磊，脑瘫;老二天瑞，弱智;老三敏成，脑瘫;老满子浩，唐氏综合症。”舒惠文拉着他们一一介绍。
　　2010年，舒惠文加入寄养项目时，才39岁，是周边最年轻的寄养妈妈。
　　年纪轻轻，放着好好的制衣厂裁缝不做，却回家给残疾孩子把屎把尿，说来这都是丈夫老邓的主意。
　　嫂子张希云是村里第一批寄养妈妈，当时带的一个叫黄叶帅的可爱男孩，一下子“俘虏”了老邓的心。“他有事没事就在我耳边念，带一个吧。”舒惠文说，“自己儿子当时才9岁，也缺个伴，就答应下来了。”
　　几个寄养孩子先后进了家门，老邓一有空，就主动请缨，担起“超级奶爸”的担子。
　　意外的是，这两口子实在小看了小家伙的破坏力。这些越是行动有障碍的孩子，蛮劲越是大着呢。家里的物件接二连三地“失守”：手机摁坏了，钥匙断在门锁里，冰箱被撞出一个坑，电饭煲被拧得失控……直到最近，电视机都被戳坏，直接黑屏。
　　舒惠文生气了好一阵子。没想到老邓又来开导她：“毕竟孩子不懂事，自己也有责任嘛。”
　　转眼老邓买回一台液晶电视机，端端正正挂在电视柜后面的墙上——“挂高点，这不就戳不到了嘛!”寄养孩子这几年，舒惠文回味：“家里有六个大小男子汉，还是很幸福的。”
　　有家的孤儿与“自讨苦吃”的妈
　　在株洲市芦淞区，南环线穿插曲尺村而过。散落在环线两旁的24户不起眼的农家，生活着四十多名来自株洲市儿童社会福利院的孤儿。这种由家庭和福利院签订协议，让孤儿在普通家庭中长大的模式，被称为“家庭寄养”。
　　从2004年起，株洲市儿童福利院在芦淞区枫溪街道曲尺村建立首个寄养点，开始摸索着培训村民当起“寄养家长”，照料孤残儿童。
　　有家的孤儿
　　2月28日，周五，天下着雨。株洲市儿童社会福利院大楼前，放学的孩子被陆续前来的家长领走。
　　这些孩子，都是福利院寄养在附近人家的孤残儿童，脑瘫、智障、唇腭裂、器官畸形都不稀罕。
　　见家长来了，有的孩子挣脱了小伙伴的手，踉踉跄跄地“奔跑”起来;有的孩子忘却自己异于常人的容貌，只顾着绽开无邪的笑，扑向大人怀抱;还有些孩子，木木地立着，就像一尊小小雕塑……
　　这些家长，大多是附近曲尺村的村民。在福利院老师刘艳霞的记忆中，曲尺村人一直对福利院的孩子格外照顾。
　　福利院对“寄养家”的筛选异常严格。每位“寄养妈妈”要递交申请，并详细填写家庭情况登记表、提供体检证明，然后由福利院进行家访、评估，通过筛选后进行寄养前的培训，签订寄养协议，最后孩子才进入这个家庭。
　　这可以说是一个接近真正意义上的家。
　　“爸爸”、“妈妈”或“奶奶”、“爷爷”是孩子们对寄养家长的称呼。只要寄养家庭“不变心”，或责任缺失，这些先天缺陷的孩子们，将在这些完整的家庭一直生活下去，直至被外界收养或“寄养妈妈”到达年龄上限60岁离岗。
　　自讨苦吃的富裕家庭
　　村民们的日子，本身过得并不赖。村里的男人们大多在附近务工，女人如无意求职，则多半在家带孩子。而寄养家庭，又是经过筛选的，经济条件相对更优。
　　常常有人问：带残疾儿童自讨苦吃，有必要吗?
　　寄养家庭反倒不理解：不就是帮着带带孩子的事儿嘛，外出打工顾不着家，为孩子们奉献一点爱心，有什么不好?
　　不过，在外界的褒奖和福利院的监督中，他们也逐渐意识到，自己在做一件不平凡的事情。
　　57岁的李白云还记得9年前，自己头回抱来寄养娃娃，左邻右舍的婆婆姥姥里三层外三层地围观这个“政府发的孩子”。她也把这当做莫大的信任，甚至不敢给这个身上布满红疹子的小婴孩洗澡，“生怕搞坏了”。
　　株洲市儿童社会福利院提供的数据显示，从2004年开始，曲尺村先后为福利院养育了100多名孤儿。现在，村里共24个寄养家庭，养育着40名孤儿，近100%为残疾儿童，如脑瘫、先天性唇腭裂、视力障碍等。
　　当然，曲尺村并非孤例。
　　2004年，株洲市福利院与美国国际中华儿童服务中心(CCAI)合作开展家庭寄养项目之初，该市范围内共有曲尺村所在的芦淞区枫溪街道，以及石峰区白马垅乡、云龙示范区云田乡三个集中寄养片区，加上市内部分散户，形成了该市的家庭育孤网络。根据寄养协议，CCAI与福利院按一定比例，分担寄养孩子的生活费用和家庭补贴。
　　10年以来，该项目抚育了200多名孩子，先后有110名左右寄养妈妈参与其中。
　　铁打的妈，流水的娃
　　家，原来可以是这样。
　　对于这些孤儿，他们的“家”从出生那一刻起就在不断变化：厕所里、过道边、大街上、火车站、医院前……在被送往福利院之前，他们拥有的，只是襁褓内方寸间。经过福利院的周转，他们最终和曲尺村相遇。
　　汪巧华家已经寄养过好几个孩子，最短的不过6个月。一旦出现收养家庭，寄养妈妈必须立即将孩子交还。所以，起初，每过一阵子，村子里总会有些孩子再也不会出现在这里，也会不断有新的面孔出现。寄养孩子中，先后有二十多人被爱心家庭收养，回归社会。
　　如今，这样的“骨肉分离”相对少见了。
　　9年来，程建梅带过的6个寄养孩子中，仅第一个孩子身体健全。而那也是6个中，唯一一个走出曲尺村，走出福利院，被领养的。
　　“基本上以2006年为分界线。”株洲市儿童福利院副院长刘芳回忆，2006年以前福利院接收的被父母遗弃儿童，以健全的孩子为主，此外有部分轻度肢体残疾儿童。随着文明意识的提高，计划生育政策的相对放宽，2006年后，福利院接收的健全儿童数量逐年减少，与此同时，带有不可治愈性疾病的严重残疾儿童比重上升。
　　“这是一个无法回避的残酷现实：残疾儿童，被收养的几率微乎其微。”
　　显然，将来这些孩子的归宿和出路又将成为寄养家庭的困惑。
　　■声音
　　“‘寄养村’的形成，是偶然与必然的叠加”
　　株洲市儿童福利院副院长刘芳
　　背景：曲尺村成为“寄养村”，具有其偶然性和必然性。它的形成，最初由一批临聘人员自发带动起来。而形成规模，造成影响，则是当地抚慰救助、乐善好施的良好社会氛围使然。
　　“满足了农村‘40’‘50’女性劳动力奉献社会的愿望”
　　芦淞区枫溪街道曲尺村党支部书记邓金华
　　背景：曲尺村村民以市区务工为主要收入来源。对于福利院与村民合作的寄养项目，邓金华认为，它大大调动了农村闲散剩余劳动力资源，尤其是“40”“50”女性劳动力资源，既为她们提供了就业机会，又满足了她们奉献社会的愿望。同时，还从一定程度上增加了他们的收入。因此，不少村民表示：“桌上打麻将输钱，不如回家带孩子积德。”
　　“孤残儿童的温暖，需要多方编织”
　　芦淞区妇联主席肖正灵
　　背景：区妇联一贯重视孤儿、残疾儿童的慰问帮扶工作，肖正灵告诉记者：“我们既是女性，又是母亲，还是妇女工作者，因此更要努力引导、呼吁各界为这群弱势中的弱势群体——孤残儿童，创造公平、健康、温暖、稳定的成长环境。”
　　“政府应主导建立孤残儿童福利事业制度”
　　湖南农业大学社会学博士黄诚
　　背景：当前仅仅依靠政府主导的福利院和有志愿抚养的家庭来应对孤残儿童的福利事业，是远远不够的，应当要建构起多元力量参与的孤残儿童福利事业体系。黄诚认为：“应建立政府、市场、社会三方力量的参与机制。政府主导建立孤残儿童福利事业制度，并在一定程度上通过一定的机制动员市场和社会参与孤残儿童福利事业;市场在政府的引导和社会力量的鼓励下为孤残儿童事业提供先进的设施和设备;社会力量则包括寄养家庭、民间组织、慈善组织和志愿者提供志愿服务和慈善基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