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被“啃老”又被“老啃”，长辈仍说我“太自私”
　　其实，作为大姐，如果弟妹真的生活困难，那我多为家庭付出一些也是应该的;如果可以因此而让父母在村里人面前有面子，我也是乐意的——但现实情况却让我有些难以接受。这些年，妹妹和妹夫一直在广州做批发生意，攒了不少钱，2011年还购置了小轿车;弟弟在建筑工地上当包工头，一年下来也有六七万。再看看我自己，2008年汽车站改制，我被迫购买了一部分股份才得以保住工作，现在工资加补贴每个月也就3000元。这么一算，我反倒比他们赚得少。
　　2009年，我和丈夫计划在县城买套新房，钱不够，我们两个找朋友和同事借了不少。借钱买房，这事说给家人听他们都会不信，但即便他们信，我也不会说——其实，“大学生”的身份曾经让我自豪了很久，加上我丈夫还是双峰县城某单位的领导，每次回老家，邻居都会来一句“工人干部又回来探亲了”，我的确很受用。也正因为如此，如果要我坦白买房的钱都拿不出，“工人干部”赚得还没打工的人多，我还真说不出口。
　　虽然不少时候，因为这份虚荣我都在打肿脸充胖子，但这次，父亲的安葬费我却怎么都不愿意妥协——我的孩子快要结婚了，我得多存点钱替他在长沙买套房子;我的公公婆婆也一直由我们夫妻两赡养，老公那边的兄妹也都还得照顾点。这样的压力下还要我一下子拿出4万元，这可不是小数目。只是，亲戚们不会理解我的难处。大吵一架后，我还是出了近3万元的安葬费。尽管如此，因为没能对父亲的丧事做到“大包大揽”，村里的长辈还是给了我一个“太自私”的评价。有时候会觉得灰心，既被“啃老”又被“老啃”，一年到头都为别人而忙，最后还要落得个挨骂的下场，其中苦楚，又岂是三言两语说得清楚。

还不清的“亲情债”
　　过完年没几天，我急急忙忙赶回学校写论文，想着今年能够顺利毕业，找个好工作尽快挣钱。回校后没多久，爸妈的电话便追来了：“你弟弟他想换个好一点的工作，需要打点关系。你和你老婆商量一下，拿点钱出来给你弟弟应应急……”电话那头的吩咐直接而自然，而我却在他们挂掉电话后半天没能回过神来。
　　我叫刘伟(化名)，麻阳县兰里村的街坊邻居都喊我“伟哥”。并不是我年纪大，而是因为我是当地屈指可数的博士生。这个身份给父母带来了荣耀，给为我而辍学的弟弟带来了压力，也给我和妻子带来了苦涩——如今，尽管我仍身在象牙塔，债务却在亲情与报恩的裹挟下呼啸而来。
　　亏欠弟弟，穷学生背上亲情债
　　我来自一个典型的农民家庭，一亩三分地便是一家人全部的经济来源。为了供我读书，我唯一的弟弟刘业(化名)辍了学。2011年6月，我成为西安交通大学的博士生。这个消息在麻阳县城传开了，一家人都非常高兴——除了弟弟。我的成功，让他的人生显得更加灰暗，他对我也愈发冷漠。母亲对此非常无奈，她常跟我说：“自从你考上博士后，你弟就像变了一个人。好不容易在超市找了份工作又不肯好好干，整天游手好闲。如今你出息了，可得多帮帮你弟弟。”
　　弟弟的付出我看在眼里，除了觉得亏欠于他，我更多的是感激。在学校时，我有事没事就给他打电话拉家常，跟他讲讲外面的世界;我也会邮寄一些读书笔记给他，想让他多学点知识。直到有一次，我像往常一样给他寄了两本读书笔记后，却收到了他发来的信息：“哥，我缺钱。”
　　仿佛终于将要钱的话说出来后，那些一直被自尊心所隐匿起来的东西便找到了出口——从那以后，我曾依恋的家就成为了一个“无底洞”：两年间，置办家具3000元，父母生病4000元，弟弟买电脑2000元、买手机1000元，村里的人情往来等等——前前后后加起来，大概将近2万元。
　　2万元，说多不多，但对于一个学生来说，却是一个天文数字。我每个月能拿到学校的生活补贴1000元，除此之外还经常在外打零工，但这些收入加起来，也只能满足我自己的开销——更何况，我刚在2012年7月结婚，妻子郑丽(化名)不嫌弃我是个穷学生，义无反顾地嫁给了我。“大家”遇上自己的“小家”，我两头都想顾，却往往只顾到了一头——我觉得自己欠着弟弟的，所以但凡家里开口，我都想尽办法满足。实在没招了，我就只能腆着脸找妻子要——男子汉大丈夫，天知道这有多难!
　　“大家”“小家”难两全
　　妻子在西安的一家外贸公司上班，一个月下来也才4000元。面对我要钱的举动，她一直很大度，这也让我十分感动，每次我都信誓旦旦地承诺：“等我毕业就好了!”
　　但随着要钱次数的增多，数额越来越大，好脾气的郑丽也忍不住了。前不久，郑丽毫不客气地说：“你们家真是个‘无底洞’，过年才给了4000元，现在又来要。你弟弟都是有工作的人了，而你还是个学生，你拿什么给他?这些钱我们是怎么辛苦攒下来的，你家里人知道吗?对你爸妈从来都报喜不报忧，其实你过得还不一定有你弟弟好，你就活在自己的面子里!”
　　我承认，尽管妻子没错，但我仍自私地反感着她的话。我固执地想要回报家人，还想着自己毕业在即，她为什么就不能多忍一段时间?为此，我俩吵了无数次架，我因此也没再指望她能再给我钱去堵父母的嘴。
　　后来，我的一位学长将我介绍到西安一家公司做财务核算，没有多少活儿，但每个月大概能有1500元的收入。我把这个消息告诉了父母，他们高兴坏了，连夸我能干，书都没读完就能挣钱。母亲说：“你读了书，真的出息了，小日子也越过越好了，以后得让整个大家庭都沾沾你的光。”我连连答应。
　　但让我没想到的是，我初尝的这一点点甜头居然让我的境况更加难堪。此后，不仅家里要“照顾”的事情越来越多，原本简朴的爸妈也跟着“奢华”起来。有一次，爸爸找我要500元，说是隔壁家小孩结婚要送彩礼。我很纳闷，因为按照麻阳农村的习俗，送100元的红包就够了，怎么会要500元呢?电话那头，母亲又再自然不过地回答：“以前家里穷，出不起份子钱，可现在不一样了，谁不知道我们家出了个博士?所以这份子钱不仅要出，还得多出，我们这不也是在给你挣面子吗?”听了母亲的话，我突然有了一种从前不曾有过的难受。因为当时我的身上，也仅仅剩下了500元。
　　还有半年，我就要毕业了，我的父母也热衷于时不时在邻居面前将我拿出来夸耀一番。可他们的热情让我焦虑——赡养父母，扶持弟弟，还有乡村通过父母传递过来的人情负担……如此种种，在我还是学生时便能不假思索地索取，那我工作后又是怎样一番境地?偶尔我会羡慕身边跟我一般大小的同龄人——也许没有高学历，但他们却实实在在的有车、有房，而我除了一个好听的名声，还有来自家乡的似乎永远也还不完的“债”之外，还有什么呢?

各方声音
难以拒绝的“反哺”
　　“反哺”群体有着城里人未经历的故事和难以理解的心结。他们通过上大学、打工等方式脱离农村、进入城市生活轨道，他们离开农村进入城市的过程，并不是一段充满玫瑰色想象的浪漫历程，相反，对于大多数人而言,那是沉重的往事：为了供子女上大学，贫苦的农民父母穷尽一生积蓄，东借西挪，或者举家族之力才勉强凑足学费，甚至被迫做出其他牺牲，比如适龄的兄弟姐妹放弃上学，外出打工为家庭分担经济负担。当寄托着家庭甚至家族希望的大学生们毕业并在城市工作后，自觉或不自觉地面临向家庭“还债”的问题。
　　当城市老人享受由公共财政兜底埋单的退休金、社保时，农村里年迈的父母们，要么仍和他们的长辈一样，按世代流传下来的传统由子女赡养，要么把求助的手伸向远在城市谋生的子女们。只有极少数孤寡的农村老人，才可能享受到公共养老院的供养。
　　而基于深厚的传统文化，子女的“还债”和反哺，往往首先是道义上的，然后才是法律、契约意义上的。它充满了温情和道德感，以致年轻人很难理性地正视，遑论有“忘恩负义”之嫌的拒绝。 (新华每日电讯)

“反哺族”不能承受之重
　　陈成文 湖南师范大学社会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在城市的孩子努力去供给在农村的家庭——这样的“反哺”并非个案，而是一种普遍存在的社会现象。因为农村“养老保险”保障能力不足、大病医保还多处于试点阶段等诸多原因，大部分“反哺族”的父母都过着“自负自责”的生活。一旦有什么事，老人只好向在城市里谋生的孩子求助。而另一方面，从农村打拼到城市的年轻人会从朴素的亲情伦理角度自觉对亲人进行“反哺”。但实际上，这份沉重的道德和经济负担，不应该完全由这些并不算强大的个体来承担。往往被忽视的是，承担这个责任的主体，其实还有国家公共财政和社会，只不过，目前这些“责任账”很大程度上由“反哺族”偿还了而已。
　　要突破目前困境，只有从继续推进城乡发展一体化上下功夫，让更多现代化的制度、要素从城市流向农村，带动农村进步、农民增收;让更多的社会保障制度顾及到农民，让他们能享受到与城市居民同等的待遇。同时，要进一步改善观念。农村老观念里往往对高学历的孩子抱有过高的期望，认为高学历就等同于高收入，但实际情况却并非如此。一些大学生因为求职不易、城市生活成本高昂等原因，反倒成了新的“弱势群体”。这时再对他们予取予求，既不利于子女发展，也易带来矛盾。
　　或许，也只有当农村发展不再滞后，旧的观念有所改变时，“反哺族”方能轻松一些。

反哺中前行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本月上旬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在已基本实现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城镇居民社会养老保险全覆盖的基础上，依法将这两项制度合并实施，在全国范围内建立统一的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并在制度模式、筹资方式、待遇支付等方面与合并前的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和城镇居民社会养老保险保持基本一致。基金筹集采取个人缴、集体助、政府补的方式，中央财政按基础养老金标准，对中西部地区给予全额补助，对东部地区给予50%的补助。
　　虽然农村长期存在的“负福利”等问题，不可能一蹴而就地解决，但是，随着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和完善，以及城乡收入差距缩小，“反哺族”现象应有望得到逐步缓解。

编后
　　在不少人的观念里，父母养育子女理所当然，子女奉养父母也是天经地义——这既是道德要求，亦有法律依据，本无可置疑。然而，正是这种“天经地义”，如今却在伤害着刚从农村跨入城市的这一代人的“肌体”。以父母为中心，扩展到亲朋好友、邻里村庄的庞大索取群体，让“反哺族”在亲情的压力下，选择以自己的梦想为代价，或是节衣缩食牺牲掉生活质量，或是为求高薪放弃掉事业追求，吃力地满足着一个又一个要求，虽然痛苦，却强颜欢笑。
　　其实，养育之恩，不应异化为“亲情利润”，成为某些急功近利的父母以及兄弟姐妹的物质变现的手段和工具。在经济上，父母与子女或者兄妹(弟)之间应该形成一种理性的互惠关系，而不是变成相互之间的“提款机”。尤其是对于刚刚起步的年轻人，父母应该给他们一个相对完整的发展过程。在孩子工作之初就急切地要将“数十年含辛茹苦”兑现成票子、房子，很容易造成“透支”，折断子女(弟妹)尚不丰满的羽翼。
　　而对于子女(弟妹)来说，回报亲恩固然重要，但量力而行、合理沟通则更有利于家庭情感与自身事业的良性发展。一味的应承与满足，让远在家乡的父母等难于感受到子女的真实压力，亲情的价码容易越开越大甚至失控;同时，放下面子，学会倾诉，才能让自己在力所不及时获得父母亲人的体谅与宽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