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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刊日期:2013年12月10日> > 总第2393期 > A09 > 新闻内容
辛苦的“慈母”为何向脑瘫双胞胎下毒手
新闻作者:张西流  发布时间:2013年12月10日  查看次数:  放大 缩小 默认
  怀孕那年,武文英喝下农药想结束生命,在镇上的医院被抢救过来。几个月后,她生下了双胞胎儿子,都是脑瘫。
  20年后,46岁的武文英又拿起了农药瓶,但结束的是双胞胎儿子的生命。村民们以为,脑瘫双胞胎的死,对于这个有4个孩子的家庭,是一种解脱。可武文英并没解脱,10个多月后,她选择了自首。今年11月20日,武文英因涉嫌故意杀人,在河南省鹿邑县法院受审。

农药
  在赫庄村乃至乡里,武文英都算是“知名人物”,周口一家晚报曾三次报道她辛劳照顾两个脑瘫儿子的事迹。武文英被称为“慈母”。
  武文英回忆,2012年2月10日早上,她和丈夫高松中又爆发了争吵。丈夫出门后,她把哥俩抱到院子里的木椅上。
  她想回屋坐会儿,这时大儿子国辉喊住了她:“妈,给俺一瓶农药。”她没言语,忍着没哭。
  中午12点,小女儿和小儿子放学回家,武文英泡了两碗方便面打发了他们。国辉和国增没像往常一样嚷嚷着要吃饭。看着弟弟妹妹走出家门,国辉再次开口:“妈,俺不想拖累你了,让俺喝药吧。”
  武文英变得烦躁,跑进里屋,拿出个绿瓶子,赌气一样放在推车木板上。那是半瓶一斤装的甲拌磷。
  武文英哭了不知多久,邻居高交通(音)突然跑进屋子:“快去看看你孩子吧。”
  院里弥漫着呛鼻的味道,武文英看到双胞胎儿子仰着脸瘫在木椅上,嘴唇青紫。
  等村卫生所大夫王宗启赶到时,两个孩子已经“不中了”。

养育
  赫庄村南口,三间低矮的红砖房被院前高大的桐树遮住了阳光,那是武文英的家。
  说起患先天性脑瘫的哥俩,村里没人不知道。
  高松中说,孩子1岁多确诊患病后,国辉曾做过后腰手术,但并不成功。
  给双胞胎穿衣、喂饭、抱出去晒太阳、洗刷屎尿裤,武文英每天像钟摆一样机械重复。
  邻居姜巧荣说,不到20岁,双胞胎都有130多斤,长得比他爸还高。好几次,武文英抱着儿子到推车上,一屁股摔在地上。
  武文英伤心,也说过狠话,“不要你们了”。可是村里的人和亲戚劝她把两孩子送出去时,她不停地摇头。
  曾有安徽亳州的人为做生意减税,让双胞胎中的一个跟他去,每个月给1000元,高松中觉得中。
  “这是我身上掉下来的肉,孩子死了咋办,肯定没我伺候的好。”武文英死活说不通。
  但村里人渐渐觉得,整天奔忙于家务、农活和四个孩子之间的武文英“渐渐呆掉了”。42岁时,她头发全白了。

求助
  家里六张嘴靠在建筑工地做瓦匠的高松中,他每天赚百八十块钱。20年前给孩子瞧病借的35000元,至今还有三千多没还上。
  生下小女儿和小儿子后,贾滩乡政府和方庄大队的人来罚款,高松中说:“你看我家有啥就拿吧。”
  房子是用自家桐树做的椽木和檩木,墙上、屋顶吊着红蓝白的彩条塑料布,两个歪歪斜斜的衣柜,最值钱的是电视机。
  高松中求过政府。十多年前,他去找过村大队两回,“谁也不管,说几句不好听的,太丢人。”之后就再也不找了。
  武文英和高松中不知道,三年前,河南省实施贫困残疾儿童抢救性康复项目,计划为贫困脑瘫儿童实施康复训练,国辉、国增兄弟俩当时在救助范围之列。此项方案由残联负责,而双胞胎兄弟俩的信息,并不在鹿邑县残联的残疾人系统中。
  河南省也在社区和农村设置残疾人工作协调员,负责将残疾人情况上报基层残联。但残联没有从乡政府或村大队接收到高国辉和高国增的残疾信息,“工作人员太少,不可能挨家挨户去排查”。
  此外,因高松中“不经心”,双胞胎儿子一直没户口,无法吃低保。

投案
  对于双胞胎脑瘫兄弟死亡事件,很多村民认为,这结果对武文英来说是个解脱。
  武文英并未解脱。她和丈夫的冲突也没丝毫缓和。喝醉酒的高松中仍时常打她。
  “儿子没了,还是挨打,没盼头了。”武文英在鹿邑县法庭里哭着说,当天下午,她走进了贾滩乡派出所自首,打破了全村维护的沉默。
  自首当天,她被警方以“涉嫌故意杀人”刑事拘留。
  11月20日,鹿邑县法院刑事审判庭里,听着起诉书指控、证人证言,武文英没任何异议。
  法官手里还有一份5页纸的联名求情信,盖着方庄行政村(赫庄村上属村庄)的红章,方庄村书记王洪涛说,这代表着3000名村民。
  案子没当庭宣判,戴着手铐的武文英回到看守所,等待判决结果。
  (据《新京报》)

母亲毒杀亲子,该救赎“脑瘫”的干预机制
  事实上,无奈杀亲的案例并不鲜见。比如,广东东莞某银行大堂经理韩群凤婚后两年生下一对脑瘫双胞胎,全心照顾儿子13年后因心生绝望,于2010年11月20日将两个儿子溺死并自杀未遂;2007年12月27日,西峡县农妇李成会用毒药将6岁的脑瘫女儿毒死;2008年3月22日,四川开江县回龙镇潘启华因为不忍妻子遭受病魔折磨,用刀将妻子杀死……这些案例,无一例外地得到公众的同情,并联名上书请求从轻判决。
  回到本案,当地3000村民联名写信求情轻判。同情这位母亲残杀自己的两个残疾儿子,是因为无法承受生活之重,是绝望之后的一种“解脱”,但这不能成为宽容、理解和轻饶这位母亲的理由。当母爱以杀戮的方式,去践踏生命尊严,这种爱已经充满了罪恶,理应受到法律的严惩。
  然而,更令人难以释怀的是,案发前,媒体曾多次报道“母亲照顾脑瘫双胞胎19年”的事迹,但这个“知名家庭”,也未能走进当地相关部门的救助体系之内。可见,本案的发生,值得人们去反思。建立和完善社会保障制度,落实济贫帮困机制,对弱势群体实施及时的关爱与救助,已显得刻不容缓。也就是说,实行有效干预,预防和避免某些弱势群体因走投无路而犯罪,远比同情和救赎一个杀人犯有意义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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