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8日，是第14个记者节。目前，中国记者总数量已超过100万人，女记者占中国记者总数的42%。在这样一个需要耐力与魄力，智慧与干劲的行业里，女记者的表现亦不让须眉，她们独有的视角让新闻更贴近人心，也成就了一个个关于女记者的不凡故事。
战地女记者
不爱红装爱“武装”
“我勇敢，因为我有责任报道战事，反映战火硝烟中的良知和人性。我勇敢，因为我是中国记者，肩负着向世界传播‘中国声音’的使命。”
巴以冲突、伊拉克战争……战场，是记者洪漫的“办公室”。
洪漫第一次上战场是在2003年，伊拉克战争爆发。当时洪漫每天都能听到震耳欲聋的爆炸声，外出采访必须背着防毒面具和防生化服，连睡觉时都要把电脑和防毒面具放在床头触手可及的地方。在与人高马大的阿拉伯记者拼抢新闻时，她练就了一身“本领”，能够身背相机在高高的墙头蹿上蹿下，与死者几乎脸贴脸也不再惊惧，为躲避子弹躺在堆满动物内脏的垃圾堆里也很坦然。
战争尚未平息，洪漫去了伊拉克南部的乌姆盖斯尔伊拉克战俘营和巴士拉采访，用图片和文字记录下战争造成的灾难以及饱受战乱之苦的伊拉克人对未来生活的迷茫，对和平安定生活的渴望。看到被炸得面目全非的儿童，看到生活困苦的难民，看到被炸毁的城市，她不止一次流下眼泪。但作为一名记者，她恪守着新闻公正的原则，以女性特有的敏感写下了《我只看了他一眼》、《走进乌姆盖斯尔伊拉克战俘营》、《踏访战后巴士拉》等感人肺腑的文字。
伊拉克战争结束后，洪漫奔赴巴勒斯坦地区。2007年1月4日，以军袭击拉姆安拉，与巴武装人员交火，洪漫与几名阿拉伯记者在激烈枪声和汽油弹的爆炸声中完成了采访。她身边的一位阿拉伯记者身中3枪，当场倒地。在这样危险的情况下，除了拍照，洪漫还镇定地打电话滚动报道了6条音频稿件。激战结束，洪漫才发现自己的汽车丢了。半岛电视台的同行告诉她，她的汽车被以军的推土机推到了几十米开外，前挡风玻璃已经被枪弹打穿。
长期在战乱地区工作，洪漫不得不经受生活上的磨难和考验。她在日记中写道：“在巴勒斯坦工作的近一年时间里，我‘被迫’养成了多个习惯：习惯了枪声，习惯了冲突场面，习惯了流血和群情激昂的葬礼，习惯了危险艰苦的环境，习惯了没日没夜的工作，习惯了单调枯燥的生活，习惯了对家人的内疚……”
多年努力与付出，洪漫获得了“新华社十佳记者”、“全国优秀新闻工作者”等一连串荣誉称号。她说：“身为事件的见证者，我知道自己肩负着寻找真实的职责，我要发出‘中国声音’。”
和洪漫一样，闾丘露薇、周轶君、冯韵娴、梁子……大批优秀的中国女记者奋战在阿富汗、科索沃、伊拉克、车臣首府格罗兹尼等战争前线，她们出生入死，克服重重困难，将第一手的战地报道公之于众。战争是“让女人走开”的男性领域，但不可否认，女性在战争报道中，有着自己独特的优势。英国《独立报》曾表示，“她们描绘了战争柔软的一面”，让世界看到人性的光辉，对未来充满希望。
卧底女记者
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
“我喜欢去探究那些底层人们的生活，我只需要一个舞台，一个稍微宽容一点的环境。”
有人称涂俏是天不怕、地不怕的“新闻女侠”，而真实的她是一位做暗访的记者，一个敏感地记录着社会变化的女人。
涂俏从1998年开始做暗访。为了深入采访，她经常要乔装改扮：有时会以“百万富姐”的身份走进炒恒指的黑店，有时一袭旧衣孤身入宿龙蛇混杂的10元店;时而是啤酒女郎、精神病院的护工，时而是婚托、DJ小姐、保险推销员等等。正是在这种亲身体验之下，她的隐性采访《夜宿十元店》、《打的赚钱记》、《黑市炒恒指》等等，写得生动详实，深得受众的喜欢，并结集出版了《生存体验——当代中国边缘阶层生存状况实录》一书。
2000年时，涂俏不顾所有亲友的反对，陪同一位艾滋病人走过了他最后的时光，用她饱含感情的笔墨写下了《世纪之痛——中国首份艾滋病人完全记录》——而那一段时期，她承受着父母的不理解和朋友们的疏远甚至隔离。从2001年开始，她又用长达60天的时间卧底在“二奶村”，深入“二奶”人家、地下赌马场和地下麻将馆，甚至去“相亲”，陪怨妇去口岸“寻夫”，真正地和底层“二奶”们打成一片，最终赢得了她们的信任，将“二奶群落”女人们的众生相汇成了满纸“辛酸泪”的《苦婚》。
在业余时间，涂俏爱上了纪录片。她参与拍摄的纪录片《月亮熊》曾震惊世人。为了披露黑熊养殖内幕，4年间她和同伴曾暗访了11个省市的“活熊取胆”黑熊养殖场及农户。为了接近隐蔽的熊场、获得第一手资料，她和同伴假装成游客、夫妻。涂俏还把镜头对准了9名吸毒女子，纪录片《凤凰路》在优酷网首映，点击量很快超过500万，创下了中国网络纪录片点击量的最高纪录。纪录片中，毒品对人的摧残让人震撼。
在涂俏进行暗访时，遭到了无数的威胁和恐吓。但面对重重困难，涂俏没有因此而退缩，她也从不曾对走上这条道路而感到过后悔。
卧底采访，是对一个记者勇气与智慧的考验。虽然对于所做的一切，涂俏只是轻描淡写地说“我真的很喜欢做那些事情，我喜欢去探究那些底层人们的生活”，但我们可以从她身上看到一个记者的责任感之强烈，那种“铁肩担道义”的大义被化成对社会底层人民的关注和同情。
维权女记者
宁在直中取，不向曲中求
“一个记者首先不是一个记者，而是一个人，只有你的内心先对别人袒露，才会得到别人的心灵，我希望自己永远都可以这样。”
柴静，这个从湖南走出去的女记者，她曾经出现在非典的第一线;矿难的真相调查，揭露一个个欲盖弥彰的谎言;曾经故意在节目中反复询问王锡锌关于公款消费的数字;曾经一人独面黑社会的威胁。
对于真相的探求，是每一个有责任感的记者都希望去做的事情，虽然真相常常残酷得让人疼痛，但我们不能因为疼痛而逃避。面对它，是为了医治它。正如柴静所说的那样，“我去采访讨薪八年未果的农民，在他坐过的法院台阶上坐着，体会他的无助;我去采访在拆迁中被开发商打死儿子的母亲，看着她泪流满面的脸;我去采访注射了‘奥美定’的女人，用手触摸她胸部里的硬块，而且知道这永远无法根除;还有那些开胸验肺的尘肺病患者，我倾听他们的诉说，却无法挽回他们的生命……这一切让你知道你跟这个时代的联系，让你知道，如果你仅仅为追求个人幸福而活着，你将永远得不到幸福”。
柴静是那种会将自己的情感倾注在采访中的记者，这也让她的节目给人一种特别的贴近感——虽然有的人并不赞同采访者将自己的情感融到其采访中，但若只是个麻木的旁观者，那真相也就无从探究。面对弱势群体，她的眼中总是饱含深情，会为他们的痛而痛，为他们的忧而忧;而面对那些打着官腔的麻木的当事人，她貌似温雅的话语中却总是能透着咄咄逼人的犀利，抱定了一种“打破砂锅问到底”的坚持。只有这样的记者，才能称得上是优秀的记者，也只有这样的记者，才能“感动中国”。
为不平事呼喊，为弱势者维权——置身于这类事件中的记者，已经不再是单纯的旁观者或内容的“搬运工”，他们的正义与悲悯让文字也充满力量。而奔走在维权一线的女记者们，虽然柔弱，却用最大的担当背负起维权背后的恐吓与暴力，种种威胁下，是她们用信念构建起的理想——与最需要关切的人们同在。
(下转A06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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