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他们“神秘”，并非是因为人数过于稀缺——在2012年召开的全国政协十一届五次会议上，农工党中央就提交提案称，我国目前年申报新药逾10000种，经国家药监局批准，每年至少要进行5000个需有试药人参与的药品临床试验。参与过试药的人群总数约50万。
这其中，就有相当一部分人是以此为业的，而他们的“神秘”之处，在于对自己生存状态的讳莫如深，甚至连至亲都不愿坦然相告。本期，今日女报/凤网记者费尽周折才联系上了两名在北京从事“职业试药”的湖南人，接到来自家乡媒体的电话，两人的第一反应惊人一致，都是“一定不可以公开我的真实姓名”!
顾虑重重的原因有很多：担心向家人撒下的“善意谎言”被揭穿;担心曝光行业潜规则后遭封杀、断财路;更因在之前为数不多的媒体报道中，“为金钱出卖自己”、“拿健康换明天”的字眼实在有些刺眼……
据《中国青年报》报道，我国平均每天有370种新药问世，每种新药在投放市场前都必须经过临床试验。而每年9、10月间正是新药扎堆上市期，选择在这一时间节点推出本期报道，我们希望提请全社会对这一特殊群体投去更多关注——关注他们就是关注每一种药物“诞生”背后的故事，也就是关注我们以及子孙后代的用药安全与生命安全。
名词解释
“职业试药人”,按国家有关规定，每种新药在批准生产、推向市场前，都必须经过动物实验、人体试验和临床试验这三个过程。“试药人”在医学界又被称作“受试者”，即药物临床试验中的试验对象。“职业试药人”指以试药为职业的健康人，主要负责体验新药的安全性，并为确定合理的给药剂量提供依据。
讲述
单亲妈妈靠“吃药”供出两名大学生
10月13日，重阳节，陈湘雨(化名)特意给远在家乡的七旬老母打去长途电话“拜节”。可与往常一样，没几分钟，通话就在“家里还好吗”、“我在这边挺好”之类的例行对答中草草结束。
“聊多了怕穿帮。”今年是陈湘雨离开老家湖南永州、前往北京打拼的第10个年头，这期间，她在餐厅干过清洁工，也当过住家保姆。而陈湘雨刻意与家乡亲友保持“生分”的理由，皆因她从2005年下半年干到至今的这份工作——试药，在常人眼中实在太过“不走寻常路”了。
来钱快：她毅然加入试药队伍
事实上，就在陈湘雨打电话回家之前的不久，她刚接到北京某药厂短信通知，“邀请”她再次前往“作客”。这也意味着，又有笔不菲的薪金在向她招手。
陈湘雨向今日女报/凤网记者算了笔账：10年间，她经历过月入600元的困顿，也赚到过2万元一单的高薪。而因为她的“选择”，两个儿子如今都上了大学，母亲在农村老家也过上了好日子。
2003年，陈湘雨离婚后，决定只身“北漂”。“他(指前夫)把儿子都丢给了我，上有老下有小的，我要不出来赚钱，日子可怎么过?!”在首都街头辗转多日，陈湘雨只找到一份月工资600元的餐厅保洁工作——好在包食宿，尽管条件艰苦了些，总算能凑合着落脚。
谁知才干了不到一年时间，餐厅为压缩成本而裁员，陈湘雨恰在其列。为求生计，她只得“改行”当起了保姆。“我运气很好，雇主两夫妻都是湖南人，在北京当医生。”陈湘雨说，正是这份机缘，让她知道了这世上居然有种职业叫做“试药”。
“有次，我无意中听见他们聊到医院新研发出一种药物，已经签了家药厂，正需要招一批人来试。”2005年下半年，我国新药研发迎来高峰，北京领先全国急需招募大量职业试药人。坦白说，这些“背景信息”起初并未引起陈湘雨注意，直到雇主那句“高薪试药”传入她的耳朵。
接下来，陈湘雨开始着意打听职业试药人的招募要求。认为门槛并不高，“无非就是体检合格、不抽烟酗酒那些”后，她立即向雇主表明意向，得到的回复是“医院不直接负责试药，只能介绍你到药厂填资料应聘”。
虽然是8年前的事了，但陈湘雨至今都记得很清楚，她经雇主引荐来到某药厂，“走进实验室，只见一张桌子横着拦在门口，需确认身份才可进入。进去后，每3-4人分配在一间小房子里，等着医务人员带来药物”。
“他们先是拿出一份《XX药品试药知情同意书》，要我签字。上面已经登记了我的个人信息，并注明此次试药费用为4000元……”不菲的报酬让陈湘雨迫不及待地签下大名。
这是陈湘雨第一次试药，她深刻地记得是治疗心血管疾病方面的。“和我一起的共有10个人，同时吃下这种药，被要求三天后再去复查。还给我们每人发了部手机，方便随时联系。”陈湘雨回忆说，当时发生了一幕小插曲：因想留作纪念，走之前她悄悄地将药品包装放进了口袋里，没想到还是被工作人员发现了，差点因此扣掉她的报酬!“后来我就知道了，干这行，药品包装、费用单什么的通通不能带走，更不允许现场拍照。”
很担忧：就怕服药后一睡不醒
“不是所有试药过程都这么简单顺利的!”第一次试药的成功，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让陈湘雨觉得这简直就是份“天上掉馅饼”的美差——来钱快、程序简单、不需要任何技能与学历。然而，随着对这行的越涉越深，之后的经历让她渐渐地有了几分不安。
陈湘雨告诉记者，最痛苦的一次是试吃某治疗妇科炎症的药物后，“剧烈地头痛恶心，连躺床上休息都止不住，感觉眼前天旋地转”。而且，“很少有试药过程像我头回那样只用吃一次的。所以即便觉得很难受，也必须把多次试药完成，因为中途退出的话，到手的钱就会少很多。”
“我很少问他们(指药厂工作人员)吃下去的药物会不会有副作用。”陈湘雨说，“反正肯定先要在动物身上实验成功了，才能让人吃。”抱着“无条件信任”的态度，陈湘雨称自己几乎每次都是同批试药者中最豪爽的一个——话不多、不会讨价还价，甚至随喊随到。
8年时间里，陈湘雨成了北京多家知名药厂的“熟客”：“以前需要自己找活，现在常有药厂主动找我。”在她看来，这是件好事，让自己多少有了做选择的资本，“尽量不接抗肿瘤类风险药物的活，毕竟危险性太高，而我年纪也大了，总要考虑到将来。”手头渐渐宽裕点后，陈湘雨就辞掉了保姆的工作，“也因为雇主虽没明说，但对我干这个已有了顾虑和微词”，就这样，她“转型”成了一名职业试药人。
“以前只要觉得试药期间身体没出问题，这就算过了，慢慢地却发现，药物在体内的作用还真可能是长期存在的。”2011年，陈湘雨突然流鼻血不止，去医院看病，居然是体内药性相克所致!不仅如此，长期频繁试药带给身体的微小变化也在不断累积，这些都让陈湘雨感到一种无形的危险。她告诉记者，几年下来，自己曾无数次在高额酬劳与对性命安全的顾虑之间挣扎，但每次想到冒几分险就能让孩子少吃点苦，便仍然决定硬着头皮“上”。
想隐瞒：希望家人永远不知情
日子是越过越好了，心里却越来越没底——陈湘雨笑言：“吃的药多了，反倒愈发害怕死亡。”
更何况，这种害怕还不能向家人明说，或找旁人分担哪怕分毫。“家人不会支持我干这行，所以干脆不告诉他们。”她向记者透露称，自己的家境本不好，加上早年与丈夫离异，之所以鼓起勇气“北漂”，正是因为自己过了大半辈子苦日子，不想让两个儿子也一辈子留在农村。
“读大学要花很多钱的。”两个儿子不负重望相继考上大学，是陈湘雨人生中最骄傲的一项“成就”，虽然这带给了她沉重的经济负担。2012年7月，小儿子在填写高考志愿时，曾想过来北京念书，顺便与母亲团聚，但被陈湘雨拒绝了。“一直都是跟家人说在北京当保姆，不想儿子一来就被拆穿。希望他们永远都不要知道实情!”
对于眼下这份职业，陈湘雨多少有几分矛盾：“我今年50岁了……虽然身体大不如前，但应该还是会继续做下去，朝钱看吧!”在陈湘雨看来，高额回报就像个漩涡，让人踏进来就不舍得回头，“多赚点钱，让他们(指家里人)好过点”。
我很孤独，因为那些“江湖规矩”
“真正的侠士，敢于相忘江湖。”益阳籍的王兴隆(化名)已记不清“江湖”二字是从何时起被自己常挂在嘴边的。自2011年本科毕业后，他留在了北京，从不缺钱，偶尔还会给老家的父母寄点钱……每当亲戚朋友问王兴隆在北京干哪行，他总会嘴角上扬：“闯荡江湖呗!”
在这个外表开朗的小伙子心里，每个像他一样的职业试药人都是侠士，倒不是有多洒脱不羁，而是人在“江湖”漂，随时准备挨“刀”。
隐姓埋名是“江湖规矩”
“我们不能公开姓名的，这是江湖规矩。”10月12日，今日女报/凤网记者联系王兴隆做采访时，他反复强调自己的真名绝不能“出镜”，因为一旦身份暴露，就可能被整个行业拉入黑名单。而目前可以查到他们真实姓名的，只有国家药监局和医药企业。
2011年9月，王兴隆告别大学校园，未来陷入一片茫然。“每次打电话回家，爸妈都会说谁家孩子找了份多好的工作，过节时又给家里买了多少东西……”为少听“闲话”，王兴隆迫切地想找份好工作，可“北漂”从来就不是易事——3个月里，他相继换了5家单位，始终处于“明天就可能失业”的恐慌中，直到偶然发现了一片适合自己的“江湖”。
王兴隆口中的“江湖”，是少为人知的试药界，“简单地说，就是新药上市前找我们做实验，我们没吃死的话，你们就能吃到了”。
为什么说这片“江湖”适合自己，是因为不用朝九晚五、不用加班加点，不费体力也不费脑力，每天能睡到自然醒……何况还报酬不菲。“坦白说，我就是为了赚钱。相比‘江湖’里的那些个奇葩伙伴，我算是再正常不过的了!”两年“职业生涯”中，王兴隆结识了不少同行，他们中有人是图钱，有人是真生病了想博一把看能否救命，更离谱的就是那些图好玩、图新鲜的人。
“几乎每次进出医院和药厂都会全副武装，戴帽子，换上平日穿得少的衣服——不想让人认出我，尽管这个城市里认得我的人不多。”王兴隆介绍说，这行的竞争近年来愈演愈烈，“2011年那会，往往招募消息发出去一周，才十多个人报名。而上个月的一次招募，才几天时间名额就满了——不熟悉的新人，药厂还不要!所以我们都是靠态度和诚信混饭吃，法律和维权意识太强的话，别人下次就不会找你了!”
(下转A05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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